了。一年后，勉强派到“通济轮”上见习，竟是目睹甲午战场威海卫由战胜国日人手中移交给英国人占领的场面。他在自己国家的领海上眼睁睁地看着国帜三易，先下清旗再升日旗，隔一日改悬英国旗。
他在晚年回忆当时，“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一九四四年《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他怒忆当年，“士兵上身穿一坎肩，前面写一“兵”字，背后写“勇”字，衣服非大必小，不称体，面黄肌瘦，精神委靡，手持大刀，腰怀一枪（烟枪，抽鸦片用）慢吞吞地走出来，将黄龙旗（清朝）降下。旋英军整队出，步伐整齐。精神奕奕，相形之下，胜败可知。”
这样的羞耻使他深受刺激，更因为看到怠惰无知的一般民众，既无纪律和敬业精神也不知国难当头，故思索唯一能振作民心的只有教育，教现代知识、教爱国。他毅然决然离开海军，一心办教育，一九0八年，由氏家馆扩大到天津南开（捐得校地在天津西南城角，名南开）中学。建校之前，他曾两度前往日本参观各类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当时不满三十岁的他，满腔热血，誓为教育新中国的子弟献身。
更令人意外的是，一九一七年他已四十一岁，竟决心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研究西方教育理念。很多人劝他，“你已功成名就，干嘛去和那些洋孩子同堂读书!”甚至说，“这个脸你丢得起，我们感到丢不起。”他还是去了，认真研究、见习，做了许多交流活动，实验主义思想大师杜威也是他的老师。回国后，他创设南开大学。
抗日战争之初，日本人恨他发起爱国活动，炸毁南开。当时蒋委员长公开宣称，南开为国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将南开与北平的北大、清华合为西南联大，在
昆明设校，成为抗战期间最好的大学。
抗日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与张校长荣誉博士，一九四八年胡适和十一位美国学者合撰there is another china一书贺他七十岁之成就。此书由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汇编，哥大CroWn Press出版，中译为《另有表现的中国》，意指藉由南开精神看到在政治军事动乱不宁的年代，尚有另一个中国在日益进步，充满了高瞻远瞩的理想。
自一九0四年只有七十五个学生到他一九五一年逝世为止，张校长一直用强烈的激情到处演讲，鼓励“国不亡，有我!”的志气，宣扬教育救国的理想，他足足说了半个世纪!那五十年间，中国的灾难有种种的新面貌。外侮与内煎并存。抗日胜利，
从重庆回到故乡天津，老病缠身的他仍在国共之战中呼号和平合作建设中国。七十五岁那年去世，临终最大的安慰是看到南开中学和大学在天津原址复校。
张校长的身影永远留在学生心里。在沙坪坝那八年，他住在校内宿舍，每天早上挂杖出来散步巡视，看到路旁读书的学生就过来拍一拍肩、摸一摸头，问衣服够不够，吃得饱不饱？南开的学生都必须住校，在他想，这些孩子都是父母托给他的，必须好好照顾。他那时不知道，他奋斗的心血都没有白费，他说的话，我们数万学生散居世界各地都深深记得，在各自的领域传他的薪火，永恒不灭。

2、忆恩师
南开教育最令我感谢的当然是学业，那六年奠定我一生进修的基础。除了原有的学业水平，南开中学吸引了许多由平津来到重庆的优秀师资，他们受张校长号召，住进沙坪坝校园的津南村，直到抗战胜利，八年间很少有人离开。
津南村是我所见过最早的眷村。那一排排水泥单栋小房，住着许多令南开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人物。如：数十年来令我追忆难忘的国文科孟志荪老师，最让学生害怕的冷艳数学老师张亚丽。还有校务主任喻传鉴的两位女儿，从美国留学回来也在南开任教;“大喻”教英文，“小喻”教理科。
南开向来注重国际性，所以英文教材难度很高，这是传统。理化方面程度也很强，学生上了大学以后，念物理、化学如入无人之境。数学也教得扎实，我们大概是当时最早教微积分的中学。我那时的功课很不错，只有数学不好，尤其是几何。我搞不清楚为什么有些是虚线、有些是实线？我的观念里只有实线没有虚线。
化学科的郑老憨则是个奇人。全校似乎很少人用他的本名郑新亭称他，他未教女中部，但我们每次听男生学他用山东腔背化学公式，又说他在宿舍里喝点酒给男生讲《三国》，都羡慕得要死。此外，他还说了许多鼓励“男子汉”的壮语。
地理科的吴振芝老师教初中的中国史，提到台湾时叫我们记得“鸡蛋糕” （基隆、淡水、高雄），我们就在背后叫她“鸡蛋糕”。高中时，她教世界地理，常带一本本又大又厚的洋书，给我们看世界各地图片，开启我们的眼界。那一年夏初，她的未婚夫乘小汽轮在嘉陵江翻覆，噩耗传来，我们几个女生从她的单身宿舍门下塞进慰问信，上面写着，“老师，我们和您一同哭……”从此以后无人称她外号。
一九四八年初，我在台大文学院楼梯上遇见她去看沈刚伯院长，直到她从成功大学文学院长退休，我们都保持联系，在她生命末程，我也去医院见她最后一面。
我记得有一位数学老师姓伉，是创校元老伉乃如的儿子。他教得很好，在我们女生部十分有名。他的名字我忘了，只记得大家叫他“伉老二”，长得很高，未婚，同学们都觉得他很英俊，我不觉得怎么样。抗战时期大家都穿棉袄、草鞋，他却独树一格，穿着白西装。
那时，他对我们班上一位女生颇有好感，她是南开的校花，就坐在我隔一个位置上。我们经常有小考，伉老师就在我们座位之间走动，往来巡查，有时低头看学生会不会写、有没有问题。每次，当他伏身到那位女同学位置去看的时候，全班同学都怪相百出，挤眉弄眼、推来推丢。我们那时用毛笔写字，都有砚台。有一位同学非常生气，觉得他太讨厌了，怎么光是看她，就磨了一盘墨在砚台里，放在桌角上，让它突出桌沿一点，伉老师走过时就撞上了，墨汁淋到白西装，大约有半个身子。他用天津话生气地说:“这叫么？这叫么?”意思是:“这叫什么?这叫什么？”女孩子这样整男老师，有时候好可恶。
影响我最深的是国文老师孟志荪先生。南开中学的国文教科书，初一到高三，
六年十二册是著名的，主编者就是孟老师。初中时选文由浅入深，白话文言并重，“五四”以来的作家佳作启发了我们的新文学创作。高中课本简直就是中国文学史的选文读本，从《诗经》到民国，讲述各时期文学发展，选文都是文学精华。
孟老师教我高二国文那一年，更开创了中学课程少见的选修课，有高二全校的诗选（男女合班）、高三的词选。那两年我已长大成人，除了必须应付别的课程，准备全国大专联合考试之外，日日夜夜背诵诗词。今日静静回首，中国文学史中重要佳作我多已在那两年背了下来。
除了课堂讲授，孟老师对我也像个父亲一样，把认为我能看的书都借给我看，有时候他还会说:“今天我们家做炸酱面，你来吃吧。”那也是我记忆中好吃的东西。
南开的老师，以任何时代标准来看，都是注重性灵启发的有识之士：和中山中学许多被学生终身怀念的老师一样，他们都是在战火中由北方逃到四川，追随张校长的办学号召，同甘共苦的。
二00四年，我们四十三班的五十周年纪念集里，受最多人追忆的是孟老师和郑老师（男生说当年有百份之四十的毕业生因为郑老憨而去投考化学和相关科系）。另有一篇传国涌同学《呼唤人的教育》，写物理名师魏荣爵的故事:有一位孟老师国文课的得意弟子——四十一班的学长谢邦敏，毕业考物理科缴了白卷，但在上面写了一首词述志，自思是毕不了业啦。魏老师评阅考卷也写了四句:“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谢学长考上西南联大法律系，后来在北京大学教书。校园里流传着不少这样的故事，不难理解为何南开的老师们这么令人怀念了。
南开的体育教育也是全国著名的，每天下午三点半，教室全部锁上。每个人必须到操场参加一种球队，除了下大雨，天天练球、比赛，无处逃避。
最初，我以为垒球（当年甚少棒球）比较温和，适合我瘦弱的身体，谁知跑垒却需最大速度，我在饱受嘲笑之后，发现自己事实上是可以跑很快的。经过锻炼，半年后由“靠边站”的后备球员升为班队一垒手，初三那年竟然还成为女中田径校队的短跑、跳高、跳远选手。有位老师称赞我跳高、跳远像没事似的，“飘”一下就过去了。¤本¤作¤品¤由¤¤網¤提¤供¤下¤載¤與¤在¤線¤閱¤讀¤
我父母对我的体育表现实在不能相信。那一天，母亲终于鼓起勇气去看我比赛，大约是一百公尺赛跑吧，她忧心忡忡，随时准备在我倒地时把我拎回家。至今六十多年，我仍记得跳远跃入沙坑前短发间呼啸的风，一个骨瘦如柴的十五岁女孩，首次觉得人生活着真好，有了生存的自信。
其实，体育课还有一个噩梦，就是踢踏舞。
有位高老师教了我好几年体育，她长得很挺，身材优美。踢踏舞是必修，学生们很规矩她跳，我老是跟不上舞步，她手里拿着小指挥棒，常常敲我脚踝。还说:“你的功课这么好，脚怎么这么笨？”后来她到台湾，我们同学还去看她，我没去，因为被她打太多次了。我真的不会跳，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笨?我就是不会跳踢踏舞，她拿着小棍子是真的敲打，又很诚恳地说我笨，我也觉得很羞愧。一点也不怪她。

3、十八张床的闺房
整个中学时期，每星期六下午三点半，是我们切切盼望回家的时间。——数十年来每到此日此时，我仍会期待有快乐的事发生。
南开中学因为建在郊区，所以规定全体学生住校，我家住在二里路外，也必须住校。那时，车辆交通几乎是不可能的，战时口号:“一滴汽油一滴血”，我未听闻任何人家里有私家汽车。
女生宿舍每一间有十八张木板床，三排各六张，中间只容一人行走。床下有个小木箱放衣服。早晚自修比照上课一样管理，星期六下午三点半可以回家，星期日六点回校。
我住在宿舍六年，好似在庞大的家庭中长大，充满了团体纪律和个人兴趣冲突的记忆，最有趣的时间是清晨和夜晚熄灯以后。
战时，规模较大的机关、学校都以吹号定起居与上下课的时间。因为迁徙时买不起大钟，更梦不到电子钟。每天破晓六点，天还没有大亮，起床号吹得凄厉而且坚持。我们挣扎着从爬着臭虫的木板床上起来，尤其在冬天真是件辛苦的事。在操场上排成队的时候，山城的雾常常浓得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