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们领导，领导说帮我找，后来就一直没有消息，我就生病了。最后起不来床了，我妈妈把我接回了北京。有一次我到山东去演出，接到一封信，说石挥已经去世了，我哇地一下就哭了。我一直不知道石挥是怎么死的，姐姐童芷苓后来告诉我说他是投江死的。
　　石挥如果能活到今年，他的才华会充分施展，他的艺术理想会一一实现。如果他能活到今天，看到他的电影作品这么受欢迎，他本人的表演这么受到后人的赏识，他伤心的心是会受到安慰的。——本节口述资料由北京电影学院舒晓鸣教授提供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50年 新中国第一本电影杂志《大众电影》创刊
伴随着中国电影共同兴衰起落
《大众电影》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创办起来的，它的宗旨即是介绍国产电影，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电影和电影市场的起伏跌宕也深深影响着《大众电影》的兴衰起落。上世纪80年代正是全民热衷于电影的火热时代，《大众电影》在黄金时期最高销量达近千万册。对于如今的电影杂志，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虽然背后有着浓重的时代原因，但其中令人最感无奈的，恐怕仍是中国电影长期疲软所造成。
　　口述影像：“陪伴《大众电影》一路走来”
　　创刊：《团的儿子》做封面
　　《大众电影》是1950年6月创刊的，我是在1950年冬天进入《大众电影》，那时《大众电影》的主编是梅朵。我最早是在书店里看到的这本杂志，因为一直喜欢看电影，所以拿起这本杂志就爱不释手，竟没想到后来会在这里工作那么长时间。那时候《大众电影》人很少的，除了梅朵也就三四位同志，而且是半月刊，所以每个人都是“多面手”，编辑、美编、排版、校对样样精通，我们当时组稿直接下工厂，中午几个人在一起吃碗排骨面，下午接着干，那时的工作气氛非常好，每个人都很尽力，合作得也很愉快。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大众电影》的创刊号，正好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我们就以前苏联影片《团的儿子》中那个小男孩的照片做封面，全部是黑白的，不到32页，画页比较少，也没有电影剧照，我们就自己做封面设计，自己画插图，这很锻炼人，所以我对做杂志的各个环节都比较熟悉。
　　杂志刚一出来非常受欢迎，创刊号印了1000本，全部卖光，后来又再版了很多次。这是在一个什么背景下呢？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美国影片不允许放了，就只能放国产影片，当时夏衍、于伶等人认为有必要做一份新式的电影杂志，多介绍苏联及东欧兄弟国家的影片和我们自己的国产影片，面向广大群众。
　　移师：植根于新土壤
　　做了两年的时间，大事情来了，就是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因为这部影片我们在杂志上做过重点介绍，上面就要求我们把还没有卖出的刊物都回收。紧接着就是《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等片子也遭到批判，这样的题材本身是受工农兵欢迎的，所以刊物就不好办了，北京、上海等地的“文艺整风运动”开始，我们就依照上面的安排来到了北京。
　　因为《大众电影》基础很好，在上海办得也很成功，于是当时在北京的另一个电影刊物《新电影》并入我们的杂志，这样《大众电影》就成为指导全国电影观众的一个刊物，《大众电影》杂志社成立，归中央电影局领导。那时候分组很细，工作人员也有二三十人了，有评论组、影讯组、读者来信组，还有印刷、发行以及行政人员。杂志当时还是不好办，因为要求很严，有时一个文字的错误都要上纲批判。我们还想了办法，不同片种让不同行业的专家来谈，但是分寸把握起来依旧很困难，由于清规戒律较多，所以版面上也不如刚开始那么生动了。到了1962-1963年搞运动最厉害的时候，又是三年困难时期，就停刊了，直到1979年才重新恢复。
　　复刊：新辉煌时刻
　　在我看过的很多读者来信中，都曾提到在没有杂志、没有电影看的情况下，他们是如何把以前的《大众电影》宝贝似地藏起来反复看，这是令我至今都很感动的事情。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大众电影》准备复刊，1978年我从北影厂编导室调回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筹备《大众电影》的复刊工作，同时把当时的《人民电影》的一部分人收编进来。
　　1979年复刊后的第一期刊物按时出版，各方的反映都很好，那时林杉任主编，我任副主编具体负责版面。设立了几个部门：影讯组、评论组、读者来信组、美编组，另外还有两个摄影记者，配置比较全面了。当时的刊物比较少，《大众电影》也真算赶巧，因为刊物本身也比较活泼，画页增加，封底封面都采用照片的形式，所以很受读者欢迎，虽然是“重点影片，重点介绍”，但像美术片、纪录戏曲片等其他片种我们也介绍，内容多样化。另外还结合读者的实际需要，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也在刊物上发表，所以刊物与读者的关系非常好。这直接影响到发行量，到1981年时，最高的发行量曾达到965万份。当时美国的记者、编辑对我们说《大众电影》真了不起，发行量超过了美国的《读者文摘》，我说“那是因为我们人多啊！”
　　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50年代的时候，北京真有一本很好的电影刊物就不会把《大众电影》移植来了，而《大众电影》或许就永远是一本地方刊物。而这样一本电影刊物真正做到创新、开拓，有自己的风格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是很不容易的，没有“左”，也没有“右”，对影片和影人都比较公正。现在这些五六十岁的人都有可能就是我们的老读者，陪伴《大众电影》一路走来。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51年 《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武训传》的社论
第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思想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电影的创作呈现出一股蓬勃向上发展的趋势，但这种局面很快结束，电影界发生的巨大震动就是对影片《武训传》的批判，电影批评被直接发展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电影具有如此之大的政治风险让许多电影人诚惶诚恐，电影的审查和管理也更加严格，当年没有任何电影投拍，电影产量严重下降。从这个时候起，成长的创伤一直伴随着新中国电影风雨兼程的发展历史。
　　电影大历史：追寻人民记忆
　　1944年夏间，陶行知送给电影导演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他希望成就卓著的孙瑜有机会时能够把武训一生艰苦办义学的事迹拍成电影。孙瑜读了这个画传，便很快拟出简单的“剧情梗概”：作为一个曾受过不识字的痛苦和创伤的武训，怀着朴实善良的愿望，不顾个人微不足道的命运，下定决心为穷孩子们“不再吃不识字的苦”而进行一场苦斗，坚持到底，终生不渝地孤独地与社会作战，甚至是孤独地与他自己作战。 ~~網~文~檔~下~載~與~在~線~閱~讀~
　　这是一个感人肺腑且让孙瑜念念不忘的电影题材。1945年春至1947年秋，他第二次赴美，对美国电影作亲身观摩。在美国他一直带着武训的画传和“剧情梗概”，还写了一部分的“分场剧情”。在域外的文化记忆中酝酿，在中外广阔的视野里，构成一部电影的轮廓。1948年1月电影剧本成稿，当年夏便开始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投拍，后转昆仑公司摄制完成。但令最初的孙瑜没有想到的是，这部《武训传》的编导创作过程，竟是充满了艰辛和曲折。算上出国前第一稿，他先后写出五稿，又历经“中制”、“昆仑”两个电影厂，到1950年年底拍完，前后历时六七年之久！这在当年一片公司遍地开花，一部电影只拍短短三五个月的情势底下，是一个异数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社会语境、外部世界在几年里变化太大了。外部的变动不居和内心的战争连接在一起，外部世界的力和反力永远同在。孙瑜睁大了眼睛，超越环境局限，追随至深处，追蹑人民的记忆，关注并素写一个人的战争，并进而去关注更广阔的人生与更广阔的世界，关注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共同的问题、遭际与命运。
　　孙瑜对人生、对世界、对艺术的看法已不再是出于个人的经验，而是出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出于一种文化的审美选择。孙瑜创作中不是看重的他个人的能力、剧情的故事性，而是像人性、人民记忆或真理、自由这类的普遍价值。念书能救人，这个人民记忆的真理在人性和文化的更全面更深刻的意义上面对了整个民族的塑造，它含有和预示了更扎实的问题和内容。
　　《武训传》演员阵容庞大，赵丹、吴茵、张翼、周伯勋、蒋天流都参加了。因为拍摄时间拖得很长，两个主演赵丹、吴茵其间还合演了影片《乌鸦与麻雀》。赵丹在《乌鸦与麻雀》中演技纯熟，但看过电影《武训传》的人，对赵丹的高度激情和出神入化的表演都赞不绝口，称武训是其演得最好的角色。他演的武训，含泪微笑地默然跪劝小学生不要作赌徒；在牌坊下坚决不领皇帝赏穿的“黄马褂”……赵丹将人物不安宁的内心和那种永远面对自己和与自己对峙的精神，淋漓尽致地予以呈现。
　　武训要救孩子，“咱穷人偏要念书”，要他们上学，要上了学的他们不要忘自己是乡下人／庄稼人，“将来千万不要忘记咱穷人”。一个人面对环境，面对外部世界，面对着种种随时可能发生的灾难与变故：火山爆发、冰川沉陆、战争、瘟疫、饥饿、非典、禽流感，可以与人携起手，并起肩，甚至全球化地去共同战斗，那么，面对无知、懵懂、文盲、不读书、怠惰等等，就不能给予一点点启明，投入一种探索以至献身的意识吗？
　　思索是体验世界的一种模式。以公众福祉为目标，应该引以为我们内心锲而不舍的力量。在《武训传》短暂的放映盛事之后，孙瑜、赵丹和一些受电影牵连的人遭到批判。1951年发生的对电影《武训传》的这场批判，范围相当广泛，而且其激烈程度与影响所及，也是远超乎人们的想象的。但是，孙瑜和他的同人不断由内心汲取力量，跨过这一段时期，仍然以某种生命或艺术的模式在表达着自我，参与了历史和他的遭际。
　　口述影像：“有什么缺点，也是一个电影艺术的问题”
　　最初公映受到普遍好评
　　武训乞讨兴学的事迹应该说流传很广，而孙瑜经多年构思酝酿完成的电影《武训传》据电影史料记载最初是受到肯定的。“昆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