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无辜的。并且说他将在受审时证明这一点。CBS (May 6- 7, 1998) 他永远也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11月24日，在处于警察关押期间，他被达拉斯的一个名叫杰克鲁比的小流氓开枪打死。10个月后，一个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厄尔沃伦主持下负责调查肯尼迪被刺杀事件的委员会提交了调查报告。该报告的结论是:肯尼迪总统为奥斯瓦尔德一人所刺杀，没有证据表明奥斯瓦尔德和鲁比这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是谋杀总统阴谋的一部分。如果沃伦报告的目的是消除公众的疑惑的话，那么它就彻底地失败了。在该报告公开之后，人们就立即对其调查结果的合法性提出了怀疑。有关政府掩盖真相的批评声越来越大。随着人们对于阴谋的怀疑日益加深，各种说法也越来越离谱，报告中极小的一些矛盾之处都被放大了1000倍，成为外部力量干涉调查的证据。而大多数人则将矛头指向了华盛顿。人们对政府机构权力的这种迷信有点令人莫名其妙，并且也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如果椭圆形办公室使用了其所有的行政权力和影响都未能掩盖在华盛顿一座公寓中发生的一起小小的人室盗窃案的话，巾那么它怎么会有能力掩盖如此重大的一起总统谋杀案呢?其实政府没有这么聪明，而人们对政府也没有那么忠诚。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事情，那么迟早会有人把事实真相捅出来的。在这里我们没有足够的篇幅来讨论目前所流传的各种各样的阴谋理论。但是我们可以对已知的(虽然不能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进行检查，以确定李t哈维奥斯瓦尔德在刺杀肯尼迪总统的过程中是否有同谋。手段、动机和机会是任何重要的刑事调查都必须具备的三个要件。如果一个嫌疑犯具备这三个条件，那么就很有可能将其定罪。如指水门事件。—译者注第十音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果有充足的证据来证明这三个要素，那么你几乎可以肯定将其定罪。所以下面我们就上述这三个要素逐个进行分析，看看它们与奥斯瓦尔德之间的关系。手段肯尼迪总统是在其轿车从得克萨斯中小学教科书仓库大楼(下称教科书大楼)旁经过的时候被高速步枪所射出的两发子弹杀死的。教科书大楼是位于休斯敦街和榆树街交叉口1俯瞰迪雷广场的一座高大的砖结构楼房。在枪击发生后的混乱之中，在现场的警察跑进了这一他们根据直觉认为最有可能是枪手所在地点的楼房。在该楼的第六层他们发现了一把带望远瞄准镜的6.5毫米马尼力切尔一卡尔卡诺连发步枪。在枪的旁边，一些箱子被叠放在窗户边上作为狙击手的支架。从该窗户向下可以清楚地看到迪雷广场。在地板上有3颗用过的子弹壳，这有力地支持了大多数目击者有关子弹是从该楼的较高的楼层射出的印象。后来对这把意大利造步枪的序列号的检查揭示，它是该库房的一位名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雇员于1963年3月12日用“A.希德尔”这个假名通过邮购的方式购买的。根据以上证据，任何理性的陪审团都可以得出奥斯瓦尔德有实施刺杀的手段的结论机会在谋杀发生那天，人们看见奥斯瓦尔德提着一个很长的包裹走进那座大楼。他说包裹中装的是窗帘杆。尽管警察对该楼房开展了仔细的搜查，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找到这些窗帘杆一在其他任何地方也没有找到。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即该包裹中所装的是被拆卸的马尼力切尔一卡尔卡诺步枪。尽管有人声称奥斯瓦尔德在枪击时不在现场，但是他没有不在场的证明。他的一位同事在枪击发生前35分钟在该楼房的第六层看见了他，并且他的主管和一名警察在枪击发生90秒钟之后也在二楼的餐厅中看见了他。但是在枪击发生的那段时间内，他的去向是一个谜。正如任何一个辩护律师都会指出的，这意味着在该楼房中没有一个人能够确定地证明，奥斯瓦尔德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就在该楼的六层。但是他在枪击发生时很可能就在该楼中，因此有机会实施这一犯罪。动机尽管法律并不要求证明动机，但是明显的动机是针对被告人最有力的证据。所以公诉人都希望能够对陪审团说:“甲之所以杀死乙，是因为’在该案中，我们无法找到很明确的动机。尽管奥斯瓦尔德曾经对资本主义和美国殖民主义的各种罪恶公开地大加斥责，但是从来没有人听到他对肯尼迪个人进行过威胁。这足以使许多人怀疑他是否参与了刺杀。但是这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应该听一听英国前北爱尔兰国务大臣汤姆金—他本人曾经多次受到恐怖主义威胁—有关恐怖主义威胁的评论:“如果他们真的想杀死你的话，他们是不会事先打个电话告诉你的。.z在没有公开表达的动机的情况下，公诉人可能会强调奥斯瓦尔德的自恋和变态的人格。他曾于1959年叛逃到苏联，但是却又在工962年回到了美国。除了这一怪异的事件外，在他的经历中还有许多可以让精神病医生大做文章的事情:在青少年时期，奥斯瓦尔德曾经两次Tuna (March 16, 2001)第一卜章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用刀子威胁他的熟人;在海军陆战队服役期间，他为了避免调动而向自己的手臂开枪;在苏联，他与一名妇女结婚之后反复对她实施虐待。1963年4月，他的暴力倾向有了质的飞跃。在购买了那把步枪仅一个月之后，他就试图枪杀达拉斯的一名激进的右翼分子—埃德温沃克少将。这件事情在肯尼迪被刺杀后才为人们所知。如果在刺杀发生前奥斯瓦尔德的行为表明他愿意使用极端暴力的话，那么他在迪雷广场事件发生之后的行为表现出他在突然意识到自己所实施的灾难性的行动后精神完全失常的各种典型的特征。一个本来只会高喊空洞口号的家伙突然采取了果断的行动，接着就稀里糊涂地干了一系列使自己的罪行暴露无遗的愚蠢的事情。在枪击发生几分钟后奥斯瓦尔德就离开了那座楼房。他后来说，那是因为他的工头比尔?谢利告诉他“那天在这座楼房中已经没有什么活可做了”3(谢利坚决地否认他曾经这样说过)。奥斯瓦尔德这个如此关心政治的人—别忘了他是个可以用枯燥的说教喋喋不休地将他身边的熟人烦得发疯的马克思主义鼓动家—却对眼前所发生的如此重大的政治事件表现出了奇怪的无动于衷的态度。他毫不理会达拉斯市中心的混乱场面，径直回到了他所租住的房子里，抓起了一把手枪，而后又走了出去。他似乎毫无目的地游荡了大约1英里的路程，于下午1点巧分左右来到了第十街和帕顿街的交叉路口。在那里他被当时正开着一辆警车经过的提皮特警官拦住。那时警察广播频道已经开始播放迪雷广场枪击事件嫌疑犯的特征描述，提皮特认为奥斯瓦尔德符合这些特征。他走出警车并开始对其进行讯问。在经过几句短暂的问话之后，奥斯瓦尔德突然掏出手枪开了火。提皮特受到了致命伤，倒在了地上。有两个人目击了枪击过程，另外有7个人看到凶手逃离Warren Commisvon R o}rt (Wast山gton, D.C.: U.S. Govemment Printing Office1954), p.182. 现场。所有这9个证人都肯定地指认奥斯瓦尔德为凶手。一刻钟之后人们看见奥斯瓦尔德在听到警车的警笛声之后鬼鬼祟祟地躲进一家商店的门厅内。在危险过去之后，他从商店的门口走了出来并躲进了附近一家名叫得克萨斯剧院的电影院。他在电影院中的反常举止促使人们立即打电话报了警。在警察赶到之后，奥斯瓦尔德企图再一次开枪袭警，但是在经过一番挣扎之后他被制服并被逮捕。在看守所里，奥斯瓦尔德做了一连串对他自己不利的蠢事。他摆出一副军营律师的姿态，其行为举止时而自负，时而荒唐。他撒了一连串可笑而又毫无必要的谎言，并被一一当场揭穿。但是他的确成功地使出了一个绝招。那天晚上，当他被带出来与媒体见面的时候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一一“我是个当了替罪羊的傻瓜”，然后就被匆忙地带走了。奥斯瓦尔德是个有着操纵媒体记录的自我推销专家，知道应该对媒体说什么。他仅仅用这短短的一句话，就为上百个阴谋理论奠定了基础。除了这句话之外，当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是与其他人合谋刺杀总统的，或者这起谋杀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行动。事实恰恰相反:整个刺杀事件充满自发性，而那些有关奥斯瓦尔德“不够聪明’，因此没有能力单独实施刺杀总统的行动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整个谋杀行动的策划、实施和掩盖都做得十分拙劣。法医学证据如果该案能够到达审判阶段的话，那么公诉方的主要证据就是奥斯瓦尔德在用于谋杀的武器上所留下的指纹。该指纹位于一个很难够到的地方—那把马尼力切尔一卡尔卡诺步枪枪管的下方。这意味着，只有在步枪处于被拆卸状态的时候才能在这个部位留下指纹。因第十查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此人们推测，这枚指纹是奥斯瓦尔德在组装步枪时留下的。由于枪托的木头非常粗糙，因此无法提取那里的指纹。由于丢弃在现场的用于包裹步枪的包装材料以及窗户边两个被堆在一起的箱子上都留有奥斯瓦尔德的指纹，因此可以排除合理怀疑而确定，他当时就在作案现场.这把步枪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线索。在步枪枪托片和木托之间的缝隙中有一小撮深蓝、灰黑和橙黄色三种颜色的棉线。联邦调查局实验室下属毛发和纤维试验科的保罗斯通博侦探检查了这些纤维，并将其与奥斯瓦尔德在被捕时所穿的衬衫上的纤维进行了比较。它们是相一致的。斯通博说道:“我毫不怀疑这些纤维可能来自这件衬衫。”但是他谨慎地补充道:“但是，我们无法排除这些纤维来自另一件相同的衬衫的可能性。’a调查人员非常想知道奥斯瓦尔德最近是否使用过枪支。为此他们求助于石蜡试验。这一有争议的试验最早于1933年在美国使用。在试验中，首先用熔化的石蜡刷在嫌疑人可能开过枪的手上，形成一层很薄的“手套”。在这一石蜡“手套”冷却后将其从手上取下，然后用二苯胺—一种用以检测在开枪之后从子弹火药中产生并附着于皮肤上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的试剂—的酸溶液进行处理。如果在石蜡中有蓝色的片状物，那么测试就呈阳性。对奥斯瓦尔德的测试结果相互矛盾。在他的双手检测到了硝酸盐，但是他的脸颊上却没有，这表明他曾经开过枪，但是并不是顶在肩膀上的步枪。沃伦报告的批评者们得意洋洋地声称，这一测试结果证明奥斯瓦尔德与肯尼迪刺杀案无关。不幸的是，它实际上并不能证明这一点。由于硝酸盐在我们的环境中无所不在—化肥、烟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