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由亲族内部的人充任。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财富的增加、贸易的发展、人口的繁衍和版图的扩张，这种宗族式的贵族统治方式就显得过时了。在许多诸侯国中，这种宗族统治面对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都显得力有不逮了。
先前的井田制逐渐被土地私有制所代替，而新兴大族通过土地或商业积累了大量财富，代替了“家天下”的旧式贵族统治方式。这种新兴家族有时甚至推翻并取代了旧的统治者。韩、赵、魏“三家分晋”即为一典型例子。此事发生于公元前453 年并于公元前403 年得到周王的正式承认。这两个日期都被视作是战国时期的开端。
要想统治广大的疆土并使臣民顺服，就必须采取一种比旧式贵族政体更为强大有效的统治方式。其结果便产生了相对较少人治色彩的统治制度和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几项相关改革是由齐桓公（公元前685 一公元前643 年）及其贤相管仲（《 管子》 一书据说即为管仲所撰）完成的。如按照地形将齐国人口划分为由中央政府直辖的各级单位，建立了统一的税收体系，重建了军事力量，朝廷的军队由各级政府而非像以往那样由各家各户供养，另外齐国还实施了主动型的经济政策，如力图控制市价、规定度量衡和鼓励发展贸易等等。一般认为，国家对盐、铁的垄断专卖亦始于管仲的改革，这在后世一直是中国历代集权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很难说这些改革措施中有多少是在公元前7 世纪或是由齐国产生的。某些国家专卖项目的产生可能没有那么早，不过归在管仲名下的诸项重要改革在东周时期确已产生。大一统的地方行政体系及明确的赋税征收制度，无疑是权力集中的一个重要体现。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此时出现了国家官吏代替以往的贵族协助国君进行统治。管仲即为其中的代表人物。此外，从魏文侯（公元前445 一公元前396 年）开始，成文法规亦逐渐代替了以往建立在既定传统基础上的人治方式。
军事的发展
此时战争的规模和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过去交战双方均格守严格的战争规则，而且主张保存亡国的王室宗亲。这样，一些弱小的国家往往能够抵挡周边诸强的勃勃野心。但此时战争的规模升级，并且更趋冷酷无情。一国被灭掉后往往被编为战胜国的一个省份。公元前三四世纪左右，战国诸雄仿效楚王纷纷潜称王号，这表明他们已经完全把周室抛在一边了。尽管战车直到东周仍在使用，但铁制兵器的加入大大升格了军队的规模。农民充任步兵，代替了使用贵重的青铜兵器的贵族车战者，于是兵力大增，往往多达数十万。

引人骑兵是军事改革的又一举措。胡服骑射对汉族地区产生的影响远远不止于军事领域。骑马具有更大的机动性，这就促进了东西亚之间的文化交流。当时西方的发明和观念加速流入中国，而后者得以赶上一度存在的技术差距，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甚至在视觉艺术领域，如西方对人像轮廓的重视，通过游牧民族传入中国后，也逐渐代替了商朝的纹饰风格。
由于骑马作战的优势，中国北邻的游牧民族在军事上形成了更大的威胁。后果之一，是中原北部诸国纷纷修筑长城以抵御外敌入侵，这在后世联接起来称为万里长城二另一后果，是中原军队以骑兵作战代替了车战方式。弩弓的发明使骑兵作战如虎添翼，大约也促进了这一过程。骑战带来的第三个后果则是胡服的引进：这种服装分卜衣和裤子，比传统的宽袍大袖更便于行动：）这样，中国人在农业民族中率先穿起了裤子。
寻求政治稳定的局面
东周各国在周室陵替、争战频仍的情况下，曾努力将战事控制到最低限度并稳定政治局势。为此他们经常举行双边或多方会盟，纷纷提出裁军的建议，并签订盟约组成联盟。各国王室之间的通婚是巩固联盟的重要手段，而对附庸国则向之索取人质以确保其不生二心。具有“蛮夷”色彩的楚国对地处华北平原的呀’原诸国尤其构成威胁，于是后者频频结盟以合力对抗楚国。首次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会盟发生于公元前651 年，盟主为齐桓公。不过这种结盟只是带来暂时的稳定，往往随霸主的去世而瓦解。齐桓公之后，晋文公于公元前632 年继起称霸。接着楚庄王成为新的霸主，这时结盟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公元前6 世纪中叶晋楚交相争霸，从而“天下”稍定。同时楚国东边的吴国也迅速强大起来，并于公元前482 年称霸，但随之即在公元前473 年被最具有“蛮夷”色彩的越国击败而覆灭。
建立秩序的努力失败了。残酷的争战成为司空见惯之事。公元前453 年“三家分晋”之后，齐、秦、楚成为争霸的主要对手。楚国在公元前334 年、公元前249 年分另11 灭掉了越国和鲁国。齐国在田氏篡位后于公元前286 年吞并了宋国。秦国则干脆在公元前256 年，不声不响地灭掉了周朝。最后，经过公元前230 年至公元前221 年ro 年间的几场大战，秦国灭掉了其余的诸侯国，从而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
二、诸子百家时代
早期诸子
东周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政治都得到～屹速的发展。旧有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的崩溃与当时的变法一同产生了新的问题。过时的传统必须屏除，而人们也必须找到新的指导原则。人的思想现在可以自由驰骋了。这在东亚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国这一思想繁荣的时代与古希腊的哲人时代、希伯莱的先知时代及古印度的佛陀及其他早期宗教领袖的时代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当时所有文明世界中的哲学思考都十分活跃。当时几大文明之间思想的交流可能起了促进作用；其次，当时这些地区都很发达，社会足以供养起一大批思想家。此外，不断涌现的各项人类发明也粉碎了传统的观念，因此各地方的人都开始自觉地思考生命、社会之目的及其意义等重大课题。不过他们得出的答案大相径庭，从而使地中海文明、南亚文明和东亚文明就此分道扬镳，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下去。在这一伟大时期发展起来的各类迥然不同的哲学思想，直至今日都是这几大文明的重要区别性特征。
从这时起，中国哲学便将兴趣集中在对社会性和政治性的人的考察之上了。这是一种压倒一切的“人道主义”或曰“社会性的”思路，因为它着重的是社会而非个人。这与古印度和地中海地区强调神及彼岸世界的哲学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难解释为什么中国思想是向这个方向发展。也许在一种巨大的单一文化格局下，东周列强纷争形成的无政府状态，使中国人感到政治和社会问题格外突出和迫切吧。
中国的早期哲学家，不管怎样看泞先都是务实的政治家。其中有些人属于新兴的官僚阶级，这一阶级也正是随知识的传播及时代对更为复杂的政治体系的需求而产生的、这些哲学家们往往周游各国，如果得到某一国君的赏识，便为之出谋划策。其中一些大思想家，他们作为务实的政治家不论成功与否，都吸引了大批门徒而本人乃成为教师。这些门徒渐渐形成了各种哲学流派，而先师的一言一行，经过他们的加工、补充后便都逐渐成为诸子百家的经典。
经典
尽管当时的诸子百家通常也是大胆的改革者，但正如其他地区的哲学家一样，他们往往把以往的黄金时代视为他们的理想国。大凡人类文明在关注社会问题时，往往将以往人类经验的历史现象当作注意的焦点。中国人对过往历史的关注和对书面文字的尊敬，使得他们对以前的著作怀有巨大的敬意。这当然也是全球各国的一个特点，但它在中国人中体现得尤为强烈。孔子与当时其他哲人均将先前的著作视为经典并从中生发形成自己的学说，这种对古籍的尊重在东亚一直保留到了近代。2000多年来，中国学者每逢新的问题，总是通过重新诊释经典来寻求答案。
在爱好秩序与经典的中国人心目中，“经典”并不泛泛指一切古代文献，而是特指儒家的经典。这些著作连同对它们的注疏一道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门类。这些经典都成书于周朝之后，时间跨度也很大，但成书于公元前2 世纪之后的所谓“五经”（这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套儒家经典），却包括了最古老同时也最受人尊崇的儒家著作。
《诗经》 是五经之首，其中搜集了公元前10 至公元前7 世纪的305 首诗歌。其中有情歌、政治诗歌与祭祀时的颂歌，但其格律、韵律、韵脚都经过了文学的加工而非简单的民歌。甚至在当时，诗歌显然已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吟诵、写作诗歌一向都是后世文人雅士的标志。⑩⑩文⑩檔⑩共⑩享⑩與⑩在⑩線⑩閱⑩讀⑩
《书经》 中包括了一些西周早期的准历史文献及演说辞但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共中瞬入f 大量后世的伪作，从公员前2 世纪发展出的古文，今文两种《 尚书》研究传统及正伪之辨使语文学家和析学家们一肖聚讼不已。

《 易经》 的成书也经厉了好几个时期，围绕八卦和六十四卦，《 易经》 创造出一整套不同于龟卜之术的占卜系统东亚艺术中经常出现的八卦，由或阴或阳的几交排列组合而成，用六交时则有64 种组合、通过挑选蓄草的奇偶，，可以得出某一特定的交象，再对照《 易经》 就可发现其涵义叮以说，《 易经》 其实是一本占卜用书。
《 春秋》 是鲁国历史的大事年表，其中记载的历史上至公元前722 年下迄公元前481 年，即所谓的“春秋”时期。该书只是罗列史实，言简义赅，但其作者孔子却以微言大义的史笔传统表达了丰富的思想。）不过，说孔子是《 春秋》 的作者，这种说法无疑是不真实的。
最后一经《 礼经》 ，是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于公元前2 世纪编辑成书的。其中记录了儒家思想中对于社会秩序的主要观点，显系儒家传统的产物。不过其他四经也代表了儒家思想，因此这本书通常又称为“儒经”。
周亡1000多年以后，儒家学者又选出四本最能代表孺家学说的书来，这就是《 四书》 ，包括《 论语》 、《 孟子》 及《 礼记》 中的两章：《 大学》 和《 中庸》 、《论语》、《 孟子》 与五经等经典又介称《十三经》 ，其中《春秋左传》 算是三本书，其中的《 左传》 是一本详尽的政治史，在史实基础上不乏对细节的想象性创造。
非儒家的学者的著作一改被排斥在经典之外，其他具有相同历史和文学价值的古代著作也一直未得到官方的承认。如屈原的《 楚辞》 就是最突出的例子。他的《 离骚》 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