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恰恰他的思考，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他对父亲一生表现出来的品格气质，后记引用了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的话：“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无愧于顾准的女儿，才能有对她父亲如此深刻的理解。 (请原谅，我未能在事前征得她的同意，采用了她的话语。)

　　“后记”接着提出了下面这样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真正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强调分离时间的长久，搞技术工作理论水平低等等，都仅仅是外部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顾准大女儿在她“后记”中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正是当代最大的现实问题吗？然而，这个问题解决了么？不应当再让这样的悖论困扰我们，阻挠我们前进了。这样的不幸对我们已经太多了！

　　根据我手头现在保存的材料，可以推断，这部文稿(笔记)不会晚于1984年年底以前，通过30年代的一位老朋友之手，交到了北京一家出版社手里，这家出版社在30年代的进步文化界享有盛誉。负责审读的编者读了以后，“深感作者知识渊博，很有识见。也许是因为兄弟之间的探讨问题，直抒胸臆，不讳权威。……此文写于那种不讲学术，不讲科学的时代，实乃不凡之作”。这个出版社的负责人也认为该出版社“今后固然要力求系列，成套等等，但对于各色各种的单本儿的‘奇书’始终要给予支持。……顾准之作，我想是属于‘奇书’之列的”。话虽如此，不久之后，仍通过这位老朋友，无声地退给了我。我当然心里明白个中原委，也就默默地接了过来。这已是1986年上半年的事。

　　1987年，我把重新用稿纸请人誊写过的，经过校正的这份笔记，送给上海的一家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和北京的那家有着同样光辉的历史和声誉，结果和在北京一样，也认为很好，想出版，但仍退回了给我。不必问，原因我清楚。

　　1987年12月，一位年轻的朋友，在读了本书的原稿以后，主动地非常热忱地向上海另一家出版社写信推荐这本书，他在信中写道：

　　“顾准同志，作为老一辈共产党员中的理论家，他所留下的文字虽然不多，但是他深刻的思想所给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启示却是很少人能与之相比的。他的理论贡献是历史性的。他是在那些理论上最重要、同时又是最会混淆不清的地方，给我们留下了极可宝贵的意见。若不是得益于他的学问，他的精辟见解，他的清晰明快的语言，我们至今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还会在迷雾之中。”

　　这位青年同志很谦逊，他说：“我们没有能力来全面评价顾准同志在理论上的贡献。在这里，我仅能从出版价值的角度，对顾准同志的这些文稿作一些评论。”下面，摘录一些他的评论。

　　“《基督教、希腊思想、史官文化》一文，是一个学透了西方文明史的学者对西方文明史所做的简短又精辟的评述，西方文明的这一段历史引起了东方人最大的好奇心，也最为东方人所难以理解。特别是从他对西方文明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看到了东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别。现在，‘东西方文化比较’已成为最热门的话题，这篇文章可谓是这方面的一篇杰作。

　　“在《希腊的僭主政治·跋》中，更有许多精辟的议论。他对斯巴达(Sparta)体系的评论，反映的是这位老共产党员对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的一种冷静的思考。这篇文章的最后写道：‘中国的专制政权本身就是社会斗争的一方，不是哪个阶级手里的工具’，是反映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政治的透彻思考。只有像顾准那样熟知东西方文明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才会提出如此精辟的见解。

　　“顾准同志的学识更反映在他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中。(《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198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已决定刊用， 正式出版前临时被抽掉。1981年5月上海《社会科学》并正式发表过。――作者注)这篇文章在学术界曾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已不必在此多说。要指出的是，这篇文章给我们这一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教益是前所未有的。

　　“《关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文，反映了顾准同志对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成果。文中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存在的矛盾和发展趋势都作了分析。令人惊奇的是，在文化革命中，那样恶劣的研究环境里，他何以能产生出这些真知灼见？这些见解即使在今天，也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堪称高论。这似乎多少让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就是因为聚集了一大批像顾准这样明察秋毫、才华出众的人才”。

　　够了，引述得已经够多了。这家出版社的责任编者在认真审读这部文稿以后，反应也是十分积极的， 1988年6月，编者提出了以下意见：“全稿文字凝练晓畅，笔锋犀利，激荡人心，读来爱不释手。”认为“作者忠于革命，热爱人民，他写的文稿出于忧国忧民之心，具有严肃的科学态度，从观点到语言都不超出学术范围”，因此可以出版。认为“作者竟能在文化革命万马齐喑的年代，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这一系列真知灼见，他的智慧和勇气实在令人钦佩”；云云。不久，文稿的出版已成定局，是年8 月我为此书写了一篇序言。1988年年底、1989年年初校读了清样，满以为不需多久，就可以看到样书。然而，谁能意料得到，1989年春，以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本书终于未能面世。这一搁，整整三年过去了。

　　现在，历经艰辛，终于见到了天日。鲁迅在为《白莽作(孩儿塔)序》中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更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些年来，我手里捏着的不仅是一团火，而是一团熊熊烈火。现在，当我手里捧着这本装(巾贞)朴素的遗著，终于见到了先兄的遗墨，因此而能得以流布，心里感到的欣慰是难以言喻的；先兄若地下有知，可能会稍稍感到意外吧，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他为我写的这些“笔记”，居然还会出版。

　　既然结成集子出版，需要为之题一个书名。《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我提出、在同时提出的五六个书名中经过反复推敲、斟酌后选定的。曾经想采用《娜拉出走以后》为书名，征求王元化同志的意见，他也认为还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好，这个比较严肃的书名符合书的内容，不会产生误解，就这样定下来了。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大体上体现了本书各篇蕴含着的主要精神和思想，我认为：不仅如此，也可以认为它概括和如实地描绘了作者一生走过来的路。其实，也不光是他一个人如此。不是吗，所有和他同时代的人，不是都从“30－40年代的战争与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理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引文如未注明出处，均见本书，以下同)中走过来的吗？不是都经历过50年代“一天等于二十年”那种狂飙式的革命浪漫主义吗？不是都需要从理想主义转到经验主义吗？所不同的是，作者较早地就“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因而，早在20年以前就提出现在需要的是“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是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

　　“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问题，而是紧迫的现实问题。它正在困惑着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革命的激情，而是“冷冰冰的解剖刀”；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经验主义地解决现实问题。作者在这里斩钉截铁地向我们表示将：“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作者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这种经历应当是和作者同时代的人所共有――本文作者)“深深体会，斯巴达体系(即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籍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作者还进一步极其尖锐和深刻地认为“要克服异化而又反对僧院共产主义、斯巴达平等主义，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种只能在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中无穷尽的试验和反复中逐步接近的理想”。这样， 作者又把我们拉回到了现实世界中来 。不过，正如作者在这里极为惋惜地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学生中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

　　我们都是被革命的理想主义鼓舞着参加到改变现实世界的革命运动中来的，我们经历了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切，现实生活又向我们提出了许多过去从未想到过的问题。显然，从革命导师那里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唯一的可能，是用严肃的科学态度，不带任何偏见，严峻地重新审视和剖析人类迄今为止、尤其是现代的全部历史经验(当然包括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提出合乎历史逻辑的对未来的规划。这就是作者所以如此坚决地要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的根据，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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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是散文的时代。

　　1992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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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

　　附二： 顾准传略

　　一

　　顾准(我的五哥) 于1974年12月3日因患肺癌不治病逝，至今已经14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丧失亲人的感情上的冲击已经过去，现在更多的是理智的思索。然而，由他的亲人来为他写传略，仍不免蒙上一点感情色彩，虽然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