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出来，你遇到麻烦了。”
　　他的关心和体谅，让我很是感激。我的心情放松下来，笑着说： “谢谢您。那么，您认为我应该怎么办呢?”
　　他回答说：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斯科特，你现在有麻烦了。”
　　这是什么回答啊，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完全不是我期待的，我多少感到不悦。 “是的，”我再次问道： “您说得没错，我知道我是有麻烦了，所以才来找您的。您认为我该怎么办呢?”
　　他说： “斯科特，你没把我的话往心里去。我刚才听了你的想法．我理解你的状况，你现在的确有麻烦了。”
　　我激动地说： “好啦，好啦，真是活见鬼啊，我知道我有麻烦了．我来这里之前就知道了。可问题在于，我究竟该怎么办呢?”
　　“斯科特，”他回答说，“好好听我说，我只和你再讲一遍，你要认真听好：我同意你的话。你现在确实有了麻烦!说得再清楚些，你的麻烦和时间有关。是你的时间，不是我的时间，所以不是我的事。你，斯科特·派克，你在处理时间表上出了问题，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真是不成体统，我气得要命，猛然转过身，大步走出贝吉里的办公室。我的怒火久未平息，对贝吉里恨得要命，足足持续了三个月。我坚信他患有严重的人格失调症，不然怎么可能对我的问题漠然置之呢?我态度谦虚地请他帮助，可这个该死的家伙，不肯承担起他的责任，哪里还有资格做门诊部主任作为门诊部主任，这样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到底还能做什么呢三个月过后，我意识到贝吉里主任没有错，患有人格失调症的是我，而不是他。我的时间是我的责任，如何安排时间，应由我自行负责，而且只有我本人才有权处理优先次序。我比其他同事花更多时间治疗病人，那也是我自行选择的结果。看到同事们每天比我旱两三个钟头回家，当然令我感到难受。妻子抱怨我越来越不顾家，同样令我感到难过和愤懑，但这不正是我自行选择的结果吗?我的负担沉重，并非是职业的残酷性使然，不是命运造成的结果，也不是上司残忍的逼迫，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方式。出现问题，是我没有及时改变工作方式。想少有人：走的路通了这一切，我的状况就有了改变。对于比我更早下班的同事，我不再有任何妒忌、抱怨和憎恨。他们采取和我不同的工作方式，我就心怀不满，这实在毫无道理，因为我也可以像他们那样安排时间。憎恨他们自由自在，其实是憎恨我自己的选择，可是，这种选择却让我引以为荣，甚至一度沾沾自喜呢为个人行为承担责任，难处在于它会带来痛苦，而我们却又想极力规避这种痛苦。我请求贝吉里大夫替我安排时间，其实是逃避自行延长工作时间的痛苦。但这是我选择治病救人的必然后果。我向贝吉里主任求助，是希望增加他控制我的权力。
　　我是在请求对方： “为我负责吧，你可是我的上司!”我们力图把责任推给别人或组织，就意味着我们甘愿处于附属地位，把自由和权力拱手交给命运、社会、政府、独裁者、上司。埃里克·弗洛姆将其所著的讨论纳粹主义和集权主义的专论命名为《逃避自由》，可谓恰如其分。为远离责任带来的痛苦。数不清的人甘愿放弃权力，实则是在逃避自由。
　　我有一个熟人，他头脑聪明，却郁郁寡欢。他经常抱怨社会上压迫性的力量：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缺乏人性的企业军事化管理。他对乡村警察干涉他和他的朋友留长发，更是感到不满和怨恨。我一再提醒他：他是成年人，应当自己做主。幼小的孩子依赖父母，当然情有可原，父母独断专行，孩子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对于头脑清醒的成年人而言，他们则可不受限制，做出适合的选择。诚然，选择也不意味着没有痛苦，自由不意味着与痛苦绝缘，不妨“两害相权取其轻”。我相信世界上存在压迫性的力量，可是我们有足够的自由与之对抗。我的熟人住在警察排斥长发的乡下，却又坚持要留长发，实际上，他可以搬到城市(那里对于留长发应该更加宽容)或索性剪掉长发；他甚至可以为捍卫留长发的权利，参加警长职位的竞选。
　　奇怪的是，他却没意识到他拥有上述选择的自由。他哀叹缺少政治影响力，却从未承认个人的选择力。他口口声声说他热爱自由。与其说压迫性的力量让他受到伤害，不如说是他主动放弃自由和权力。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不再因人生充满选择而牢骚不断，不再终日与烦恼、忧愁、愤怒和沮丧为伴。
　　希尔德·布鲁茨博士在她的《心理学研究》前言部分，这样解释一般病人寻求心理治疗的原因： “他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感觉自己不能够‘对付’或者改变现状，因此产生恐惧、无助感和自我怀疑。”大多数病人力不从心的根源，在于他们总想逃避自由，不能够为他们的问题、他们的生活承担责任。
　　他们感到乏力，在于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力量。如果得到治疗．他们就会知道，作为成年人，整个一生都充满选择和决定的机会。他们接受这一事实，就会变成自由的人；无法接受这种事实，永远都会感到自己是个牺牲品。
　　尊重事实尊重事实，是自律的第三种原则。尊重事实，意味着如实看待现实，杜绝虚假，因为虚假与事实完全对立。我们越是了解事实，处理问题就越是得心应手；对现实了解得越少。思维就越是混乱。虚假、错觉和幻觉，只能让我们不知所措。我们对现实的观念就像是一张地图，凭借这张地图，我们同人生的地形、地貌不断协调和谈判。地图准确无误，我们就能确定自己的位置，知道要到什么地方，怎样到达那里；地图漏洞百出．我们就会迷失方向。
　　道理很明显，但多数人仍然漠视事实。通向事实的道路并不平坦，我们出生时，并不是带着地图来到世界的。为在人生丁少有人走的路旅途上顺利行进，我们需要绘制地图，为此显然要付出努力。
　　我们的努力越大，对事实的认识越清楚，地图的准确性就越高。
　　相当多的人却对认识事实缺乏兴趣。有的人过了青春期，就放弃了绘制地图。他们原有的地图窄小、模糊、粗略，对世界的认识狭隘而偏激。大多数人过了中年，就自认为地图完美无缺，世界观没有任何瑕疵，甚至自以为神圣不可侵犯，对于新的信息和资讯，他们也没有多少兴趣，似已疲惫不堪。只有极少数幸运者能继续努力，他们不停地探索、扩大和更新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直到生命终结。
　　绘制人生地图的艰难，不在于我们需要从头开始，而是惟有不断修订，才能使地图内容翔实和准确。世界不断变化．冰山来了，冰山继而消退；文化出现，文化随即消失；技术有限，技术又似乎无限……我们观察世界的角度，也处于更新和调整中。我们从弱小的、依赖性很强的孩子，一点点地成长为强有力的、被他人依赖的成年人；我们生病或衰老时，力量再次消失，我们又变得虚弱而且更有依赖性。成家立业、生儿育女，都会使我们的世界观发生改变。孩子从婴儿长到青春期，我们的心情也会发生变化。我们贫穷时，世界是一种样子；我们富有了，世界又是另外的样子。身边每天都有新的资讯，要吸收它们，地图的修订就要不断进行。足够多的崭新资讯累积成山．我们甚至不得不对地图做大规模修订，这使修订工作越发艰难，有时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痛苦，这也成为许多心理疾病的根源。┆┆本┆┆作┆┆品┆┆由┆┆┆┆網┆┆友┆┆整┆┆理┆┆上┆┆傳┆┆
　　人生苦短，我们只想一帆风顺。我们由儿童成长为青年人、中年人乃至老年人，付出不懈的努力，才成就了人生观、世界观的地图，似乎各方面都完美无缺。一旦新的资讯与过去的观念发生冲突，需要对地图大幅度修正，我们就会感到恐惧。宁可对新的资讯视而不见。，我们的态度也变得相当奇特——不只是被动抗拒新的资讯，甚至指责新的资讯混淆是非，说它们是异端邪说，是来自邪恶势力。我们想控制周围的一切，使之完全符合我们的地图。我们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远比修订地图本身多得多)，去捍卫过时而陈腐的观念，却不去考虑如何更新旧的地图，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移情：过时的地图抱残守缺，与现实脱节，这是不少人的通病。坚守过时的观念，对现实漠然置之，是构成诸多心理疾病的根源，这种情形，心理学家称之为“移情”。不夸张地说，有多少心理学家，就有多少关于移情的定义，而我的定义是：把产生于童年时期．并似乎一直适用的对于现实的观念和反应(它们通常具有特殊的意义，甚至具有挽救生命的重要性)，不恰当地转移到成年人的世界里，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移情”。
　　移情，是心理治疗的常见症状。移情过程可能很微妙，也极具普遍性和破坏性。我曾接待过一个三十多岁的病人，对于他的心理治疗，因其移情程度过重而宣告无效。他是一个电脑技术员，因妻子带着两个孩子离去，不得不向我求助。失去妻子并未让他痛苦，失去孩子却让他无法接受。孩子对他的意义大于妻子。妻子曾暗示他：除非他去看心理医生，恢复正常状态，不然她们永远不会回到他的身边。为了得到孩子，他只好接受心理治疗。我了解到妻子对他不满，原因不止一个：他心胸狭窄，经常无故产生妒忌心理，与此同时，他却疏远妻子．对她缺乏关心和体贴。他频繁更换工作，也令妻子难以忍受。
　　翠在青春期时，他的生活就混乱不堪：经常与警察冲突。曾因酗酒、斗殴、游荡、妨碍公务等罪名三度入狱。他大学的专业丁少有人走的路是电子工程，后来他被校方开除了，他似乎并不在意，就像他说的： “我的那些老师都是伪君子，和警察没什么区别。”他头脑灵活，在电脑界找到工作原本不在话下，奇怪的是，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没法坚持下来，顶多不会超过一年半，获得提升更是难上加难。他有时是被单位解雇的，更多的原因则是经常同上司争吵，因而被迫辞职。他这样描述他的上司： “他们都是骗子、谎言家，他们只想保护好他们的臭屁股。”他总是说：
　　“你不能相信任何人。”他声称童年生活正常，事实却似乎相反。
　　他在不经意间，多次回忆起父母带给他的极度失望。他们答应在他生日那天，送给他一辆脚踏车，后来却把承诺抛到脑后。
　　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忘记孩子的生日。他本人很伤心，却不认为情形有多么严重，他只是想到“他们可能太忙了”．所以才顾不上他。他们答应与他共度周末，最后不了了之，理由还是“工作太忙”。还有好几次，他们说好到约定地点(比如聚会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