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事明显在向着扩大的方向发展。
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和日军攻击行动受挫,大出华北军统帅
部所料。10日上午,日军华北特务机关长松井大佐来到北平29军
指挥部,向29军副军长秦德纯说起了软话。松井在大谈一番两国
友谊之久远、两军合作之默契后,向秦德纯表示,此番卢沟桥引
发的冲突系出误会,希望两军能停战会商。
秦德纯身为军人,又与日军在华北周旋多年,深知其秉性狡
诈,此举议和,很可能是缓兵之计。但由于29军几年来“不应
战”的一贯政策,使其生出些侥幸心理。由于此时军长宋哲元远
在山东老家,他这个代理军长自然不愿把事情闹大,日本人主动
提出就地协商解决,何乐而不为。双方经过商定后,达成了几点
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战;(二)双方各回原防;(三)双方组织
视察团监督双方撤兵情形。协议达成后,松井要求秦德纯以保安
部队接替吉团防务。秦德纯略一思忖,认为对中国守军并无大碍,
便答应了。当下,又增加保安队一团到卢沟桥城内。在执行协定
时,日军也耍起了心眼。当时日军仅将其第一线部队撒至预备队
之位置,反责我方未撤回原防。秦德纯当即答复:“所谓原防即战
前原防地点,日军原驻天津者,应回天津;原驻丰台者,应回丰
台。我军原驻宛平城内,因应战移防城上,我军由城上撤至城下,
即为原防。”当场日方亦无话可说。事后,秦德纯回忆说,详察日
方之要求停战,其目的在向其国内作虚伪宣传,说日本如何受中
国军队之迫害残杀,作为调动大军侵略之口实,实为缓兵之计。
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日军此番虚言停战,是有扩大战争更
长远的打算。由于日军华北兵力不足,恐怕难以在日后大规模的
战争中占得上风,所以以停战为借口,乘机从关外和日本本土调
入大量部队。而第29军由于没有坚定的抗战意识,在有利时机没
能及时出击,所以坐失战机,最后在日军的大举反攻下惨遭失
败。
中国军人战和不定,仍缺乏为民族拼死一搏的气魄。
日军下级军官知情不报、上级官佐执意扩大战事,终究使
“七·七”事变扩大为一场波及东亚两个巨人之间的战争,一场使
中国千万炎黄子孙生灵涂炭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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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二意的中国军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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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二意的中国军队,难逃被动挨打的境地。
卢沟桥事件的爆发,震动了国内外。但更令华北中国震动
的是,事变爆发时,他们的主帅、29军军长宋哲无却不在部队中,
不在平津,而是在其老家山东乐陵省亲休息。
宋哲元身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却是被日本人逼走的。
早在1935年,华北日军便阴谋利用宋哲元,煽动实行华北自
治,使冀鲁晋察绥5境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一个表面上主权仍
属中国,实际由日伪自治的特殊地区。而闹起华北自治的,又是
“九·一八”事变的主谋,像个幽灵般在中国四处捣乱的特务头子
土肥原贤二。
早在1935年夏秋之际,蒋介石曾致电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
派一要员赴庐山汇报华北形势。宋哲元接电后,指派29军的第二
号人物、副军长秦德纯秘密南下赴庐山,一方面报告华北形势,同
时向中央面请机宜。
庐山上,蒋介石在琢磨“剿共”的同时,也没忽视中国的最
大劲敌日本人。听完秦德纯的汇报后,蒋介石诡秘地对他指示道:
“日本乃实行侵略政策之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
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拟
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宋哲元字)军长负责。务须忍辱
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
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领土主
权完整之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仅可密告宋
军长,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
秦德纯满腹狐疑地下了庐山。蒋介石的这番指承,他没敢做
记录,但他已熟记在心。回到北平,他把面见蒋介石的前前后后
向宋哲元做了报告。
这一天起,宋哲元便开始在矛盾、痛苦的感情生涯中苦苦挣
扎。一方面,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军人,他和他的29军官兵
从感情上是爱国仇日的,长城抗战,便使他这种感情淋漓尽致地
展现出来。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与日军“和平相处”,表面亲
善,显然这里面有公的、私的两方面内容。
从官面上说,1937年前,蒋介石先是忙于“剿共”,后又忙于
进行抗战准备,迫切需要时间,需要有人先与日本人虚意周旋、稳
住日军,因而指示他凡遇日军挑衅,多退让,不轻言抵抗。在很
多方面可以说是因为中央的这个指示,使日军在华北得寸进尺,日
益嚣张。但从私的角度说,来哲元心里还有本小账。
来哲元是西北军旧部,冯玉祥的老部下。冯玉祥几次倒蒋,与
蒋介石“拔刀相见”,蒋介石不可能无动于衷。但蒋介石的政治伎
俩,当时的高层军官都清楚,冯玉样倒蒋,蒋介石绝不会杀冯玉
样本人,那样做目标太大。但冯玉样的旧部,作为冯玉祥倒蒋的
资本,却跑不了。蒋介石为一件事会记上10年,只要时机一到,
是定要收拾这些非蒋嫡系不可。1935年6月,蒋介石找了个借口
兔去了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就再次给宋哲元上了活生生
的一课。难堪和怨忿中,来哲元开始与日军接触,想挟日人以自
重,窥探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
说到底,宋哲元不愿丢掉西北军经营多年才建立起来的华北
地盘,更不愿惹恼了日本人或南京政府,丢掉军队老本。
作为旧中国的军人,宋哲元仍未脱掉旧军阀的陋习。军队、地
盘是他的命根子,是他安身立命的资本。为这一切,他艰难地在
两个利益根本对立的对手中周旋着,应付着。为此,他既要混迹
于日本人中,多少背几句“汉奸”的骂名,也要代表中国政府与
日本人对抗一阵,被日本人骂为“不重情义”的滑头。
从心里说,宋哲元在与日本人交往中,一直把握着分寸。他
既不愿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更不愿让国人骂他是汉奸、卖国贼。当
年,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后,有人别有用心地怂恿宋哲元的
弟弟劝其像蒋介石、张作霖那样,发行“宋委员长就职纪念邮
票”。宋哲元一听,大为恼火,声色俱厉地对弟弟说:“冀察是地
方政权,受中央政府节制,怎能滥发个人纪念邮票,给世人说我
宋某割据一方,破坏统一!……中央命我尽力折冲,争取3年时
间,使政府做好抗战准备,我才奉命出来干这挨骂的差事!并以
不丧权,不辱国,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自誓……”,并说:“今后
倘有敢再妄议此事者,以汉奸论处!”1936年,宋哲元在天津为母
亲作寿时,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亲自上门祝寿。乘宋哲元②②網②文②檔②下②載②與②在②線②閱②讀②
不在时,他将一只据说是日本天皇专门从东京派军舰直接送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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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二意的中国军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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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礼的大瓷花瓶强行留下。宋哲元知道后,要把这寿礼退回去,旁
人劝说不可如此,怕伤两国和气。宋哲元一气之下,便把瓷花瓶
给砸了。
进入1937年,华北地区中日矛盾日益激化,仅靠宋哲元的调
节缓解显然已无法解决问题。
2月上旬的一天,宋哲元命人找来了他的同乡加副手,29军
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疲惫而无奈地说道:“绍文兄,近日的
麻烦你都看见了。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关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
整,当然不能接受。而日方复无理取闹,如我暂离平津,由你负
责与之周旋,尚有伸缩余地,我且相信你有适当应付办法。因此
我想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原籍,为先父修墓,你意见如何?”
秦德纯听到这,略一思忖,感到宋哲元并未最后定下走的决
心,便急忙开口相劝道:“明轩兄,此事绝非个人荣辱苦乐问题,
实国家安危存亡所系,中央把责任交给你,不论你是否在平,责
任总在你身上,因此我决不赞成你离开北平。”
秦德纯满口的话似乎在为宋哲元着想。宋哲元听罢,没再吭
声,也没再提回家为父亲修墓的事了。
但进入5月,日军以“经济提携”为由,天天找宋哲元的麻
烦,步步施压,宋哲元心绪烦乱,心情坏到了极点。一天,他叫
来了秦德纯,嘱咐道:“绍文兄,今日我是非走不可了,你也别再
劝我了。我走后你一定要记住,对日交涉,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
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为避免双方冲突,亦不要谢绝。”
秦德纯无奈地接过了宋哲元递过来的担子,心里叹道:“不接
受、不谢绝,这前后矛盾的事可如何去做?!”
但宋哲元的离去,并没能最后解决华北的矛盾冲突。卢沟桥
的枪炮声最终还是响了。
7月11日夜,宋哲元在告假2个月后,终于由原籍乐陵又秘
密地返回了天津。返回华北后,宋哲元立即召集29军高级将领召
开了军政会议。
但这次会议宋哲元犯了关键性的大错,从而导致了日后平津、
乃至华北战争的惨败。当时,鉴于日军华北兵力有限,不少将领
主张乘胜攻击日军,在日军援兵开至前结束战斗,形成既定局面,
既有利于日后的谈判,又能压住日本人的气焰,使日军不敢在华
北扩大战事。为此,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