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的人口多得多，从几千人到几万人不等。这样多的人口造成了内部冲突的严重的潜在威胁，因为对于任何一个生活在酋长管辖地的人来说，酋长管辖地的广大多数的其他人和他既没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他也叫不出他们的名字。随着大约7500年前酋长管辖地的出现，人们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得不学会如何经常地去和陌生人打交道而又不想把他们杀死。
对这个问题的部分解决办法，是赋予一个人即酋长以使用武力的独占权利。与部落的大人物不同，酋长拥有得到公认的职位，并对这个职位有世袭权。和村落会议上权力分散的无政府状态不同，酋长是永远的权力中心，他作出所有的重大决定，并垄断重要的信息(如邻近酋长管辖地的酋长个人会构成什么样的威胁，或者诸神可能已应允赐予什么样的收获)。和大人物不同，酋长都有醒目的标志，在远处就能认出来，如西南太平洋伦纳尔岛上的酋长背后插着一把大扇子。一个平民遇见了酋长就得按规矩做出尊敬的表示．如(在夏威夷)使自己拜倒在地。酋长的命令可以通过一两级官员来传达，这些官员中有许多本身就是低级酋长。然而，与国家官员不同的是，酋长管辖地的官员什么都干．而没有专门分工。在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夏威夷．这些官员(称为科诺希基)征收贡品和管理灌溉，并为酋长组织徭役工作，而国家社会则分别没有税收官、水利地区管理人和征兵员。
酋长管辖地在小范围内的众多人口需要大量的粮食，这些粮食在大多数情况下靠粮食生产来获得，而在一些物产特别丰富的地区则靠狩猎和采集来获得。例如，美洲太平洋西北沿岸的印第安人，如夸扣特尔族印第安人、努特卡族印第安人和特林基特族印第安人，在酋长的领导下生活在没有农业和家畜的村落里，因为那里的河流和海洋盛产鲑色和大比目鱼。被降级为平民的—些人所生产的多余粮食被用来养活酋长、他们的家庭、官员和从事制造独木舟、扁斧或痰盂等工作或做捕鸟人或文身匠的有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材。
奢侈品有那些专门的手工制品或与远方贸易换来的珍稀物品，这些东西都归酋长所有。例如，夏威夷的一些酋长都有羽毛斗篷，有些斗蓬是由几万根羽毛经过许多世代人的努力才编织成的(当然是由平民斗篷编织工来完成的)。这种奢侈品的集中，使得在考古中能够认出酋长的身份，因为有些坟墓(酋长的坟墓)里的陪葬物品要比另一些坟墓(平民的坟墓)里的培葬物品丰富得多，这一点和这以前的人类历史上的平等主义的墓葬是不同的。有些古代复杂的酋长管辖地也能够同部落村庄区别开来，区别的根据是精心设计的公共建筑(如寺庙)遗迹和地区内定居点的等级，其巾一处住地(至高无上的酋长的住地)显然比其他住地大，其中的办公用房和人工制品也较其他住地多。
与部落一样，酋长管辖地由多个生活在一个住地的世袭家族组成。不过，部落村庄里的家族是地位平等的氏族，而酋长管辖地的酋长家族的所有成员都享有世袭的特权。事实上，这个社会被分为世袭酋长和平民阶级两种人，而夏威夷的酋长本身又再分为8个等级森严的家族，每一个家族只能在家族内部通婚。此外，由于酋长不但需要有专长的手艺人，而且也需干粗活的仆人，因此酋长管辖地和部落的又一个区别是前者没有许多可以由奴隶来担任的工作，而这些奴隶一般都是在对外劫掠中俘获来的。
酋长管辖地在经济上的最显著特点是：它们已开始改变完全依赖那种为族群和部落所特有的对等交换的办法，根据这种办法，A送给B一个礼物，同时又指望B在将来某个未特别规定的时间把一个类似价值的礼物送给A。我们现代国家的居民只有在生日和假口才这样做，但我们的大多数商品流通都是按照供需规律进行金钱买卖来实现的。酋长管辖地在继续实行对等交换和没有市场买卖或货币的同时，发展出了另一种叫做再分配经济的新制度。一个简单的例子是：酋长在收获季节从他的管辖地的每一个农民那里收到了小麦，然后宴请大家吃面包，或者把小麦贮藏起来，再在下次收获之前的日子里把小麦逐步地分配给大家。如果从平民那里收到的很大一部分货物不是再分配给他们，而是留给酋长的家族和手艺人消费，这种再分配就变成了进贡，也就是首次在酋长管辖地出现的税收前身。酋长不但向平民索取财物，而且还要求他们提供建设公共工程的劳动力，而这又一次可能对平民有利(例如有助于养活每一个人的灌溉系统)，要不然那就主要对酋长们有利了(例如穷奢极欲的墓葬)。
我们对酋长管辖地进行了一般性的讨论，似乎它们全都是一个模式。事实上，酋长管辖地的差别是很大的。在较大的酋长管辖地，酋长的权力更大，酋长家族的等级更多，酋长和平民之间的差异更明显，酋长保留的贡物更多，官员的层次更多，公共建筑也更宏伟。例如，波利尼西亚的小岛上的社会实际上与有大人物的部落社会颇为相似，只不过酋长这个职位是世袭的罢了。酋长住的简陋小屋看上去同任何其他简陋的小屋一样，那里没有官员，也没有公共建筑，酋长把他收到的大多数财物重新分配给平民，土地则由社区来管理。但在波利尼西亚最大的岛如夏威夷岛、塔希提岛和汤加岛上，酋长靠他们的装饰一眼就可以认出来，公共建筑是靠大批劳动力来修建的，大部分贡物都被酋长留下了，并且所有土地也为他们所控制。在家族分成等级的社会中，政治单位就是一个自治村庄的社会，又进一步演化为由整个地区内一批村庄集合而成的社会，而在这一批村庄中，有一个至高无上的酋长的那个最大的村庄控制着只有次要酋长的较小的村庄。
至此，有一点应该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酋长管辖地带来了对集中管理的、非平等主义社会来说带有根本性质的两难处境。从最好的方面说，它们可以提供个人无法承办的昂贵服务。从最坏的方面说，它们公然地在起着盗贼统治的作用，把实际财富从平民手中转移到上层阶级手中。这种高尚和自私的双重作用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虽然有些政府强调一种作用要大大多于强调另一种作用。盗贼统治者和英明政治家的区别，强盗贵族和公益赞助人的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只是一个从生产者那里榨取来的财物有多少被上层人物留下来的问题，是平民对把重新分配的财物用于公共目的喜欢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我们认为扎伊尔的蒙博托总统就是一个盗贼统治者，因为他把太多的财物(相当于几十亿美元)据为已有，而把太少的财物拿来重新分配(在扎伊尔没有可以实际使用的电话系统)。我们认为乔治?华盛顿是一个政治家，因为他把税款用于受到广泛赞誉的计划，而不是中饱总统的私囊。不过．华盛顿是生而富有的，而财富的分配在美国要比在新几内亚的村庄不公平很多。
对于任何等级社会，无论是酋长管辖地或是国家，人们于是不禁要问，为什么平民会容忍把他们艰苦劳动的成果奉送给盗贼统治者？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所有政治理论家都提出过这个问题，在现代的每一次选举中选民们又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得不到公众支持的盗贼统治者有被推翻的危险，不是被受压迫的平民所推翻，就是被暴发的想要取而代之的盗贼统治者所推翻，这些新贵们用许诺为被窃取的果实提供更多服务的办法来谋求公众的支持。例如，夏威夷的历史上曾不断出现过反对压迫者酋长的叛乱，而这些叛乱通常又都是由许诺减轻压迫的酋长的兄弟们领导的。从过去夏威夷的情况来看，我们也许会觉得这听起来滑稽可笑，但只要我们考虑一下这种斗争在现代世界所造成的种种苦难，我们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一个上层人物在仍然保持比平民舒服的生活方式时，要怎样做才能获得群众的支持呢?从古至今的盗贼统治者混合使用了4种办法：
1．解除平民的武装，同时武装上层掌权人物。这在使用现代科技武器的现代比使用长矛和棍棒的古代容易得多，因为现代的武器只有在工厂里才能生产，也容易被上层人物所垄断．而古代的武器在家里就能容易地制造出来。
2．用通行的方法把得到的财物的很大一部分再分配给群众来博取他们的欢心。这个原则对过去的夏威夷的酋长与对今天的美国政治家同样有效。%%網%文%檔%下%載%與%在%線%閱%讀%
3．利用对武力的绝对控制来维持公共秩序和制止暴力以促进社会幸福。这可能是中央集权的社会对非中央集权的社会的一个巨大的、末得到正确评价的优势。人类学家以前把族群社会和部落社会理想化了，说它们是温和的没有暴力的社会，因为一些访问的人类学家对一个25人的族群经过3年的研究，竟没有发现一例谋杀事件。他们当然不会发现：一个由十来个成年人和十来个儿童组成的族群，由于谋杀以外的通常原因，还常常要碰到一些无论如何都必然发生的死亡，如果在这些死亡之外，在这十来个成年人中有一个每隔3年杀死另一个成年人，那么这个族群本身就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这一点是很容易计算出来的。关于族群社会和部落社会的广泛得多的长期积累的资料表明，谋杀是死亡的首要原因。例如，当一位女人类学家在向新几内亚伊亚乌族妇女调查她们的生活史时，我碰巧也在访问伊亚乌人。当一个又一个女人被要求说一说她的丈夫时，她会说出一连几个死于非命的丈夫。典型的回答是这样的：“我的第一个丈夫被埃洛皮族的袭击者杀死了。我的第二个丈夫被一个想要我的人杀死了，这个人就成了我的第三个丈夫。这个丈夫又被我第二个丈夫的兄弟在为他哥哥报仇时杀死了。”此类生活遭遇对于所谓温和的部落民来说竟是家常便饭，因此，随着部落社会的扩大，这种情况就对接受中央权威起了促进作用。
4．盗贼统治者为了得到公众支持而使用的最后一个方法，是制造一种为盗贼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或宗教。族群和部落本来就都相信鬼神，就像现代的国教一样。但是，族群和部落的相信鬼神，并不能被用来为中央权威辩护和为财富的转移辩护，也不能被用来维持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之间的和平。当对鬼神的迷信获得了这些功能并被制度化之后，它们也就变成了我们所说的宗教。夏威夷的酋长们在宣传神性、神灵降世或至少与诸神沟通方面，可为其他地方酋长的代表。酋长声称，他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他们向诸神说情和在仪式上吟诵为求得雨水、好年成和捕鱼成功所必需的咒语。
酋长管辖地都有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它是有组织的宗教的前身，维持着酋长的权威。酋长可以一身而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