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提出这种意见针锋相对问题的时候。但我们所谈的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党派问题，我们正讨论的问题也与政党之间争论的问题没什么关系。某些集团可能比另外一些集团较少地需要社会主义，某些集团需要社会主义是出于某一集团的利益，而另外一些集团则是出于另一个集团的利益，这些对我们的问题并没有影响。重要之点在于，如果我们要挑出一些其见解能影响各种发展的人，那么在这个国家中，他们在相当程度上都是社会主义者。如果强调“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已不再时髦的话，这仅仅是因为事实再明显不过了。几乎没有人怀疑我们必须要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大多数人试图做的也不过是按照某一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改变这个运动的方向而已。
　　正是因为几乎每个人都这样希望，我们才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没有什么客观事实使它不可避免。我们在后文中必须提到所谓“计划”的不可避免性，主要的问题是这个运动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如果那些现在由于他们的深信不疑而赋予这个运动以一种不可抗拒冲力的人们，开始认识到迄今只有少数人所忧虑的事情，那他们就可能会因为恐惧而退缩，放弃半个世纪以来吸引了这么多善良的人去进行的那种追求吗?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信念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并不是某一党派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有着最重大意义的问题。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还有一个更加迫切的理由，使我们在此时应当认真地努力理解那些已创造了民族社会主义的力量:这将使我们能理解我们的敌人和我们之间重大悠关的争论。不可否认的是，迄今对我们正为之奋斗的明确理想还很少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正在为根据自已的观念塑造我们生活的自由而奋斗。这很有份量，但还不够。敌人运用宣传作为其主要武器之一，这种宣传不仅采取了喧嚣的形式，而且更采取了阴险的形式。对这种敌人，仅仅认识这一点还不足以使我们具有抵抗他们所需的坚定信念。当我们必须在敌人所控制的国家或其它地方反对这种宣传时，仅仅认识到这一点便更不够了，在那些地方，这种宣传后果不会随着轴心国的失败而消失。如果我们要向别人表明，我们正为之奋斗的东西值得他们支持的话，仅仅认识这一点是不够的;要它引导我们建立一个能避免旧世界所曾遭到的那种危险的新世界，也是不够的。
　　英国在战前同独裁者打交道时，同他们的宣传努力和战争目标的讨论一样，表现出目标内在的不可靠性和不明确性，这种情况只能用他们对自己的理想和他们与敌人之间各种不同之处的性质认识上的混乱来解释。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我们之所以被迷惑，是因为我们拒不相信敌人在表白我们所共有的某些信念时是真诚的，也同样因为我们相信他的某些其它主张是真心实意的。左翼各政党不是和右翼各政党一样，由于相信民族社会主义党是为资本家服务并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而上当受骗吗?希特勒体制中有多少特点，不曾从那些最出人意料的方面推荐给我们模仿，而不了解它们是那个体制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并且与我们希望维持的自由社会不相容呢?在战前和战争爆发以来，由于我们不了解我们所面对的敌人而酿成错误的数量是惊人的。好像我们不想去了解那些产生了极权主义发展似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毁掉某些我们决心抱住不放的最心爱的幻想。
　　在没有了解现在支配德国人那些观念的特征和成长之前，我们与他们打交道是永远不会成功的。那个一再被提出的理论，即德国人本身生来就是邪恶的，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对那些坚持这个理论的人来说也是不可信的。它污辱了为数众多的一系列英国恩想家，他们在过去100年中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德国思想中最好的，而且不只是最好的东西。它忽略了这个事实，当 80年前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写作他的第一部伟大论著《(论自由》时，他从两个德国人――歌德和威廉?冯?洪堡――吸取的灵感比任何别人都多;它也忘记了这个事实，民族社会主义的两个最有影响的思想先驱托马斯?卡莱尔和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一个是苏格兰人，一个是英格兰人。对那些采用了德国种族主义中最恶劣的特点借以维持自己的看法的人来说，这种观点的粗陋形式也是一种耻辱。问题不在于德国人本身何以是邪恶的，从先天方面看他们或许不比其它民族坏;问题在于确定什么环境使过去70年中某一思潮得以逐步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并弄清何以这种胜利最终使其中最坏的成分登峰造极。再说，仅仅仇恨德国人的一切，而不仇恨支配德国人的那些特别的观念，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使满足于此的人看不出真正的威胁。恐怕这种态度常常不过是一种逃避主义，其原因在于不愿意认识那些并不限于德国的倾向，也在于不愿重新审查，并在必要时放弃那些从德国接受过 来的信念，即我们现在仍和德国人过去那样沉迷于其中的那些信念。仅仅由于德国人特有的邪恶才导致了纳粹体制，这个说法可能会成为一种口实，把不是产生那种邪恶的制度强加于我们头上，因而，它是加倍危险的。
　　本书将要提出的对德国和意大利发展的解释，和大多数外国观察家以及来自这些国家的大多数流亡者所作的解释，有很大不同。但是，如果本书的解释是正确的话，它也就会说明，一个像大多数流亡者和英美报纸的国外记者那样特有现时流行的社会主义观点的人，为什么几乎不可能从正确的角度来观察那些事件。将民族社会主义仅仅看作是在社会主义进展下其特权和私利受到威胁的人们所推行的一种反动，这个肤浅而又使人误解的看法，很自然地受到所有这样一些人的支持，他们虽然曾在那导致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中活跃一时，但在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却中止了活动，并且因此和纳粹发生了冲突，被迫离开了本国。但是，就人数而论他们是仅有的重要的纳粹反对派这一事实，只不过说明了，在广义上看，所有德国人几乎都成为社会主义者，而旧有涵义所指的自由主义已为社会主义所排斥。像我们希望加以说明的那样，德国民族社会主义中“右翼”和“左翼”现存的冲突，是敌对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常常发生的那种冲突。但是，如果这个解释没错的话，那就意味着许多仍然坚持他们信念的流亡社会主义者，现在虽然怀有最善良的愿望，却正在帮助其寄居的国家走上德国所走过的道路。
　　我知道，我的许多英国朋友有时会在偶然听到德国流亡者表达出来的半法西斯主义观点时感到震惊，而这些流亡者真诚的社会主义信仰是不容怀疑的。但是，虽然这些英国观察家将这归咎于他们是德国人的缘故，正确的解释则是他们是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经验已把他们带到远远超出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所已达到的各个阶段。当然，德国社会主义者在本国曾从普鲁士传统的某些特征中得到极大的支持;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渊源，为德国双方都引以为荣，这更加支持了我们的主要观点。但是如果相信产生极权主义的是一种德国特有的因素而不是社会主义因素，那就错了。民族社会主义之所以兴起，是由于社会主义观点的流行，而不是由于德国与意大利和俄国所共有的普鲁士主义――同时，民族社会主义是从群众中兴起，而不是从深受普鲁士传统熏陶并深受其惠的各阶级中兴起的。

[4]第一章 被离弃的道路

第一章 被离弃的道路
　　一个纲领，其基本命题是，并非追求利润的自由企业制度己在这一代人中失败，而是尚未经受考验。
　　――F?D?罗斯福//本//作//品//由////網//友//整//理//上//傳//
　　当文明的进程发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时――即当我们发现自己没有像我们预料的那样持续前进，而是受到我们将其与往昔野蛮时代联想在一起的种种邪恶的威胁时，我们自然要怨天尤人而不自责。我们不是都已根据自己最高明的见解而奋斗，我们当中许多最优秀的头脑不是已为建立一个更美满的世界而不停地工作吗?我们所有的努力和希望不是已经以更多的自由、公正和繁荣为目标吗?如果结果与我们的目标如此地不同，如果我们面对的不是自由和繁荣，而是奴役和苦难，那么，邪恶的势力必定已挫败我们的意图，我们成为了某种邪恶力量的牺牲品，对这些邪恶力量，在我们能继续走上通往美好事物的道路之前，我们一定要加以征服，不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吗?无论我们在指出罪魁祸首时分歧多大，无论它是不义的资本家，还是某一民族的邪恶精神，是我们前人的愚蠢，还是那个我们曾与之斗争了半个世纪但仍未完全推翻的社会制度――我们大家，至少在最近以前，都肯定了这样一件事:前一代人中为大多数善良的人们所共有的、决定着我们社会生活主要变化的主导观念不会有错。我们准备接受对于我们文明当前危机的任何解释，但除开这一点:世界的现状或许是我们自身真正错误的后果，对我们所珍爱的某些理想的追求，明显地产生了与我们的预期大相径庭的后果。
　　当我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争取这次战争胜利结束时，有时难以想到，即使在战前，我们现在正为之而战的价值，在这里已受到威胁，而在别处则已毁灭。虽然现时为生存而交战的敌对各国代表着不同的理想，我们却绝不能忘记这种冲突来自各种观念的斗争，而这些观念不久以前还存在于一个共同的欧洲文明之中;那种最终将创造一种极权主义体制的趋势并不局限于深陷于这种趋势之中的国家。虽然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赢得这场战争，但赢得这场战争只不过使我们获得另一次机会去面对根本问题，并寻求一种途径以避免重蹈类似文明的覆辙。
　　现在，要不把德国和意大利或俄国看作不同的世界，而把它们看作我们所共享思想发展的结果，还是有些困难的;至少就我们的敌人而言，将他们看作与我们完全不同，在他们那里发生的事不会在我们这里发生，是比较心安理得了。然而，这些国家在极权主义体制兴起以前的那些年的历史所表现的特征，几乎没有我们不熟悉的。外在冲突是欧洲思想转变的后果，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别的国家进展得更快，以致于使它们与我们的理想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而我们自身并未置身于这种转变之外。
　　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使世界形成现在的状况，虽则 人们预见不到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