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即１０月２８日罗振玉在回信中言辞开始变得有些激烈而尖刻地说：
　　两奉手书，已悉一切。颂清汇来之款须取保，方拟待尊复取汇，而又由大陆汇款来（今午到），殊非下走之意。然既已汇至，但有取出，合前款共得三千元。两次来谕，遵示小女，而小女信誓不渝，未可在强之，此亦所谓匹夫匹妇之愚，圣人之所许也。既尊示以北京非安稳之地，弟当代存此间兴业，但存款须有印鉴，请将公号印寄下，至存放以后，存据当专人送京，京地虽丕变，此一纸随时可携身畔也。弟迩来于家事亦渐图卸肩，小女在此，以鬻书之资一部分给之，不至饥寒，其昆季尚非甚谅薄者，日后当不至休戚不相顾也。
　　面对罗振玉的这样一封回信，承受丧子之痛的王国维感到自己在人格上受到了蔑视，于是于１０月３１日写就了一封措辞同样激烈的回信：
　　昨奉手书，敬悉种切。亡儿遗款，自当以令媛之名存放。否则，照旧时钱庄存款之例，用“王在记”亦无不可。此款在道理、法律，当然是令媛之物，不容有他种议论。亡儿与令媛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意，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夫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之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总之，此事于情理皆说不过去，求公再以大义谕之。此款即请公以令媛名存放，并将存据交令媛。如一时不易理谕，即暂请代其保存。此间非保存之地，如掠夺事起，未有不搜索身畔者，故虽一纸，亦不妥也。
　　按说，王国维的这封虽然措辞也较激烈，但是主要内容依然停留在家事上，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委婉的，而罗振玉于１１月３日发来的信件中不仅针锋相对，而且还翻出了３０年的旧事，俨然就是一封绝交信了：
　　弟公垂交三十年。方公在沪上，混豫章于凡材之中，弟独重公才秀，亦曾有一日披荆去棘之劳。此三十年中，大半所至必偕，论学无间，而根本实有不同之点。圣人之道，贵乎中庸，然在圣人已叹为不可能，故非偏于彼，即偏于此。弟为人偏于博爱，近墨；公偏于自爱，近杨。此不能讳者也。
　　至小女则完全立于无过之地。不仅无过，弟尚嘉其知义守信，合圣人所谓夫妇所能，与尊见恰得其反。至此款，既承公始终见寄，弟即结存入银行，而熟筹所以处之之策。但弟偏于博爱，或不免不得不尊旨耳。
　　如今，关于王国维是如何回复罗振玉这一绝交信的，由于信件的佚失已经无从知晓，但从罗振玉于１１月１１日的再回信中我们不难看出王国维回信中的大致情况：
　　奉手书敬悉。亦拳拳以旧谊为重，甚善甚善。弟平日作书不逾百字，赋性简拙，从不欲与人争是非，矧在今日尚有是非可言耶？以来书严峻，故尔云云，殊非我心所欲也。此款既由弟代管，拟以二千元贮蓄，为嗣子异日长大婚学费，余千元别有处置之法，以心安理得为归，不负公所托也。
　　由此可见，因为王国维在抚恤金问题上的固执己见和他“以旧谊为重”的拳拳之诚，罗振玉终于表示了妥协。不过，在罗振玉的信中，他谈到了将两千元作为嗣子“长大婚学费”一事，不能不在此说明。原来，在长子王潜明病逝后，王国维按照当时的旧俗，将次子王高明之子王庆端过继给了王潜明年仅２４岁的遗孀罗孝纯为子，这就是罗振玉在信中提到嗣子一事的背景。然而，非常遗憾的是，王庆端过继给罗孝纯后亦早殇。
　　经过这番书信往来争辩后，王国维与罗振玉这对亲家兼３０年好友从此再无交流。半年后，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蹈水自尽，罗振玉闻讯后则愧疚万分地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然而，这种忏悔对于王国维和中国学术界而言，都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因为这不仅挽回不了王国维正值学术黄金时期的盛年生命，也弥补不了因为王国维的逝去而给中国乃至世界学界所带来的巨大损失。
　　这就是悲剧！而悲剧的起因仅仅是家庭琐事，例如罗振玉的长孙罗继祖先生后来追忆罗、王之间最初发生误会时说：
　　潘夫人处置善后偶尔失当，姑母（指罗孝纯）泣诉于祖父，祖父迁怒于王先生，怪他偏听妇言，一怒而携姑母大归。……三十年夙交感情突然破裂，原因是祖父脾气褊急，平日治家事事独断，而王先生性格却相反，平日埋头治学，几于不过问家政，一切委之阃内。在这种情况下，王先生既难于向老友剖白衷情，而祖父又徇一时舐犊之爱，竟至弃多年友谊于弗顾，事情闹僵，又没有人从中转圜，以至京津虽密迩，竟至避面，直到王先生逝世。
　　按说，这确实只是一些家庭琐事，如果双方都能够冷静地换位思考的话，事情也许不会发展到后来的这种局面。特别是罗振玉的那封绝交信，可以说是直接损害了两个人的友谊和王国维的感情，也是王国维后来走向自沉之路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对此，王国维之女王东明女士后来这样解析说：
　　任何一句，无不伤人自尊，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也由此，使我想到被父亲焚去的信件，当有更甚于此者。再从父亲给罗氏的信来看，无不婉转谦抑，委曲求全，未发现有恶言相向的。我常常痴想，如果二人不失和，父亲伤心时得到挚友的劝解慰藉，迷惘时获得劝解宣泄，或可打消死志，拉一把与推一把，其结果就不可以道里计了。
　　然而，现实很多时候并不会按照人们的假想去发生，何况这还是王东明女士的“痴想”呢。就此，我们该走进王国维那寂寥而惶恐的“五十初度”了。

　　第二十六章
　　五十初度:-):-)文:-)檔:-)共:-)享:-)與:-)在:-)線:-)閱:-)讀:-)
　　民国十五年（公元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３日，是王国维旧称“五秩初度”之辰，可这时距离长子王潜明病逝仅仅两个月零几天，而与老友罗振玉发来绝交信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样悲痛伤感的日子里，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的同仁和学生们非常理解王国维的心绪，所以这个寿诞之辰显得冷清而有些特别。对此，姚名达先生后来这样追忆说：
　　十二月三日，即夏历十月二十九日，实为先生五秩初度之辰，先生方以理长子丧事自南方归未久，同人展拜于堂，未暇有以娱先生，仅倩贵阳姚茫父绘画为寿。又七日，先生招同人茶会于后工字厅，出历代石经拓本相示，同人啧啧嗟赏，竞提问语，先生辩答如流，欣悦异昔，始知先生冷静之中固有热烈也。
　　在这里，姚名达先生虽然就此得知了“先生冷静之中固有热烈”之情怀，但那毕竟是在王国维“五秩初度”的七天之后。那么，王国维在七天之前也就是他“五秩初度”之日又想了些什么呢？
　　在这样特殊而寂寥的日子里，王国维也许首先想起了公元１９１９年３月３０日这一天。是的，这是亦师亦友沈曾植老先生的七十寿庆之日，这一天王国维敬献的贺礼与众不同，因为这只是一篇文章——《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不过，这实在不是那种一般性的应酬文字，这是王国维对清一代近三百年学术变迁的深刻透视，也是从学术角度对挚友沈曾植老先生的高度推崇：
　　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古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窃于其间得开创者三人焉，曰昆山顾先生（顾炎武），曰休宁戴先生（戴震），曰嘉定钱先生（钱大昕）。国初之学创于亭林（顾炎武的字），乾嘉之学创于东原（戴震的字）、竹汀（钱大昕的字），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而至，其开创者仍当于二派中求之焉。盖尝论之，亭林之学，经世之学也，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东原、竹汀之学，经史之学也，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于经世。盖一为开国时之学，一为全盛时之学，其涂术不同，亦时势使之然也。道咸以降，学者尚承乾嘉之风，然其时政治风俗已渐变于昔，国势亦稍稍不变，士大夫有忧之而不知所出，乃或托于先秦西汉之学，以图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尽以理究。如龚璱（即龚自珍）、魏默深（即魏源）之俦，其学在道咸后，虽不逮国初乾嘉二派之盛，然为此二派之所不能摄其逸而出此者，亦时势使之然也。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必变，益不待言。世之言学者，辄伥伥无所归，顾莫不推嘉兴沈先生（即沈曾植），以为亭林、东原、竹汀俦也。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若夫缅想在昔，达观时变，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如古圣哲之所感者，则仅以其一二见于歌诗，发为口说，言之不能以详，世所得而窥见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己未二月，先生年正七十，因书先生之学，所以继往开来者以寿先生。
　　然而，四年前即公元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２１日沈老先生已驾鹤西去。当时，大为恸哭的王国维挥毫写下了这样的一副挽联：“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在怀想与沈曾植老先生交往几年间的点点滴滴中，王国维恍惚地又想起了几个月前的一个特别日子，那是当年即公元１９２６年７月３１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