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而且还提到了“先生平生最著名之研究”——《古史新证》。确实，《古史新证》是王国维多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个总结，其中不仅收录有他代表当时一些学术领域中的最高成就，也有其为了向学生讲授时而重新总结的新成果，例如“二重证据法”的明确提出。关于《古史新证》和“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每周讲授一小时的课程中，就曾于开篇总论中这样讲道：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在中国古代已注意此事……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于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昔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这就是王国维所创建的极为著名而严谨的“二重证据法”，它不仅是一个极其严密的实证论科学之体系，也是至今研究古史学者的不二之法门。在《古史新证》中，王国维于总论之下分设有“禹”、“殷之先公先王”、“商诸臣”和“商之都邑及诸侯”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都是运用“二重证据法”而获得成功的范例。在这里，限于篇幅等原因，关于《古史新证》和“二重证据法”不能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阅《王国维文集》领略其中的哲思与学术魅力。
　　不过，在此虽然不能详细解析“二重证据法”之精深内涵，但回顾前文仍不难洞悉王国维独特治学之方法，这在他任教清华学校时同样有着淋漓的体现。例如，民国十五年（公元１９２６年）３月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准备招收第二期学生之前，办公室主任吴宓便请王国维、梁启超和赵元任三位导师拟定相关考题。按说，无论是论年龄、地位还是资望及领导能力，能言善辩的梁启超都当之无愧地应该名列首位，而梁启超却对３０年前就仰慕自己大名而到《时务报》“谋生”的王国维则谦让有加，并竭力向校方举荐王国维为研究所的首席导师，自己则自愿退居于王国维之后。据说，梁启超在教学过程中如果遇到学生提出疑难之问时，他总是一句“可问王先生”，处处体现出他对王国维的尊敬和推崇。同样，既然连梁启超都对王国维如此尊敬，四大导师中的另外两位则更以后学自居，特别是陈寅恪更是将梁启超和王国维当作长辈来看待，处处表现得谦恭有加。所以，当吴宓向几位导师请教拟定考试题目时，居住在城内的梁启超则特意给王国维写信请他出题，然后两人再共同讨论商定。于是，以王国维素有认真负责的行事态度，当他接到梁启超的信件后，不仅很快便拟好了考试题目，并主动寄给梁启超与其协商。关于王国维的这封信件，虽然今天已经无法查找，但通过梁启超的回信内容仍不难看出其中一些内情来：
　　尤惧者有天才至美而与考题前所发问者漏缺注意，则交臂失之，深为可惜。鄙意研究院之设，在网罗善学之人，质言之，则知治学方法而其理解力足以运之者，最为上乘。今在浩如烟海之群籍中出题考试则所能校验者，终不外一名物，一制度之记忆。幸获于遗珠，两皆难矣。鄙意于采一变通方法，凡应考人得有准考证者，即每科指定一两种书，令其细读，考时即就所指定之书出题，例如史学指定《史通》、《文史通义》或《史记》、《汉书》、《左传》皆可。考时即在书中多问难，则其人读书能否得闻最易检验，似较泛滥无归者为有效。若虑范围太窄，则两场中一场采用此法，其他一场仍泛出诸题，以觇其常识，以未始不可。
　　由此可见，王国维和梁启超两位大师所要招考的学生，并不是今天那种只会死啃书本的应试之人，而是懂得如何读书及治学之道者，这无论如何也是高明智慧之举措。于是，经过王国维和梁启超这两位学术大师的几次商讨之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第二期招生的考题终于拟就。接着，今天的我们便看到了当时考生姜亮夫（字寅清）先生参加面试时的这段别开生面的情景回忆：
　　过了几天，清华教务处通知我去面试。到约定日期我到了清华。任公（梁启超）先生亲自接见，问我：“松坡（蔡锷）先生是你什么人？”我说：“是我父亲的上司，我父亲曾在松坡先生底下做事。”他又说：“廖季平（廖平）先生是不是你老师？”我说：“是的。”他问还有哪些老师，我就约略地说了一下，他都晓得，他说：“这些先生都很好，你为什么不在成都高师读下去？”我回答说，成都高师我已经毕业了。他说：“好，我就让你补考吧！”接着就给我出了题目：《试论蜀学》。当即我就写了二三千字的文章交上去。任公先生一边看一边微微地笑着，有时点点头。看完了，他说：“姜寅清，你这篇文章说明你在四川读书时是个用功的人，许多四川老先生的书你都认真读的，文章写得也有趣味，教你写文章的是哪位先生？”我说：“是林山腴（林思进）先生。”他说：“不怪，他是诗人，他的文章也写得很好。”这时是上午十时多，他叫我休息一下，到十一点多，有人来领我去厨房吃饭，饭后休息一下就接着考王静安先生的课。静安先生在里面担任的是“小学”，他出的题目都是“小学”的题目。在这之前，太炎先生的《章氏丛书》我曾反复精读，有一些心得，所以静安先生问我的许多问题，我都没有答错，但都是一家之言。静安先生看了我的卷子以后，便说：“你可是章太炎先生的学生？”我说：“不是，我是四川来的。”他说：“四川来的，怎么说的都是章太炎先生的话呢？”我说因为假期要升学，所以突击看了一部《章氏丛书》。“《章氏丛书》你看得懂吗？”我说：“只有一二篇我看不懂，别的还可以看得懂。”王先生连声说：“好的，好的，你等一会儿。”他的办公室和任公先生的办公室只隔一道板壁，中间有一道门相通，他就告诉他的助手赵万里先生说：“你去跟任公先生讲，姜亮夫这个学生我看可以取。”
　　就这样，姜亮夫先生便成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的第二期研究生，从此也得到了王国维等导师们的严格学术训练。对此，姜亮夫还有一段回忆：
　　一到先生（指王国维）的办公室，先生就说：“那份卷子是你的，你的声韵、训诂不错，文字方面还不够，今后怎么办？”我说：“请先生指导。”王先生说：“课题要自己选定！”过了三天，我把选定的三个题目送给先生看，其中第一个是诗经韵谱，第二个是诗骚联绵字考，第三个是广韵研究。王先生看了题目后问我：“广韵如何研究？”我的回答先生不满意。他沉默片刻后说：“我看搞诗骚联绵字考吧！”他接着便把自己研究这方面的“谱”（提纲）拿出来给我看。得了先生的指点，我的方向明确，大体框架结构有了底，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我开始注意起来了。
　　确实，王国维在清华学校的教授过程中，除了对学生要求严格之外，他还十分讲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的教学态度。例如，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首期招收的研究生周传儒先生曾这样说道：
　　研究生要写论文，要质疑，要商酌题目。他（即王国维）所提出论文题目，为《诗经》中联绵语（词）之研究，古音韵的研究，历代度量衡之研究，共和以前历史年代考等文。研究生有自拟题目者，亦热忱加以指示，平时质疑问难，极能实事求是，他掌握的，不惮详细反复解释，没有掌握的就说“弗曾见过”，“阿拉弗晓得格”。这真是古人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从不放言高论，更不攻击古人，不议论他人长短，不吹嘘，不夸渊博，不抄袭他人言论。
　　当然，以王国维一贯“忠于事”的认真态度，他在教学中严格遵照国学研究所的有关规定，并没有采取应聘之初所约定的“行动极自由”而行事。例如，周传儒先生还曾这样回忆说：
　　上课从不迟到，亦不早退，风雨无阻。不说废话，以说明题旨为度。他人已说过的东西，从来不抄袭，不掠美，不诋毁，说话负责，做事负责，是一个地地道道、扎扎实实的君子。同学住的地方，不来。来就是上课，上完课就走。他家住在西院，同学住新大楼，相距二三里。同学们常去看他，质疑请益，他必竭诚相告。遇有不知道的事，他就说“弗晓得咯”。没有一次掩饰。他写字工整，小而秀，但不讲究碑帖，不成一家。
　　王国维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的两年间，他除了自己在西北历史地理和蒙古史等领域进行学术研究之外，主要将时间都用在了教授学生如何进行学术研究等方面。例如，周传儒先生回忆王国维的教学活动时说：
　　王海宁在清华的学术活动，首在讲书，先后教学两年，曾讲说文后序，说文部首。揭示治中国学，非通说文不可；群经讲尚书，尚书凡五十几编，真伪各半，一般说，今文大致可信，古文全部不可信。汉鲁共王壁中书，晋梅赜所上书，皆伪。阎若璩论之綦详。海宁从经学、小学、史学方面，抓梳考证之，何者可信，何者可疑，皆有卓见。诗经问题少，常提而不讲。三礼中，否定周礼，以礼记为晚作，独仪礼十七篇，曾一一解释。
　　由此可见，王国维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教学中的严谨和负责。另外，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第一期共招收研究生２９人，其中有直接接受王国维指导的研究者，也有虽然没有直接受业于王国维门下的，但他们都在普通讲演中同样沐浴了王国维精深学养的滋润，故兹录这２９人当年研究课题如下，以便人们从中辨识出他们请益王国维等学术大师期间的治学轨迹：
　　杨筠如尚书覈古、媵、春秋时代之男女风纪。
　　余永梁说文古文疏证、殷虚文字考、金文地名考。∫∫網∫
　　程憬二程的哲学、先秦哲学史的唯物观、记魏晋间的哲学。
　　吴其昌宋代学术史（天文地理金石算学）、谢显道年谱、朱子著述考、三统历简谱、李延年年谱、程明道年谱、文原兵器篇。
　　刘盼遂说文汉语疏、百鹤楼丛稿。
　　周传儒中日历代交涉史。
　　王庸陆象山学述、四海通考。
　　徐中舒殷周民族考、徐奄淮夷群舒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