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君一定要对我们的动机提出异议呢？后来指中国共产党“是有国际的背景，挟有经济的后援，有组织的指挥与训练”的蒋介石，当初在这方面也有颇为精彩的论述。 1926年12月11日第二次东征大捷后，他在汕头总指挥部宴请苏俄顾问时讲:“现在有人说，我们中国革命党受俄国人的指挥，在他说话人的用意，以为这句话就是可以诬蔑我们革命党的一个最好的材料。我以为作这样想的人，就好的一方面说，充其量，不过是一个19世纪以前知道国家主义的民族英雄而已，他并不明白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我们要晓得这种褊狭的思想，在数十年以前闭关时代来说，还可算是一个爱国的英雄，但是现在20世纪就不行了。因为现在中国问题，几乎就是世界问题，若不具备世界眼光，闭了门来革命，不联合世界革命党，不以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那么，革命成功的路径，恰同南辕北辙，决无成功的希望。”
蒋介石也是颇善雄辩之人。苏联政府除了大力援助南方的孙中山蒋介石外，还大力援助北方的冯玉祥。从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得到了俄式步枪38828支，日式步枪17029支，德国子弹1200万发， 7.6毫米口径步枪子弹4620万发，大炮48门，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附带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以及大量药品等。 1926年10月底，国民军又从苏联得到3500支步枪， 1150万发子弹，3架飞机，4000把马刀，10支火焰喷射器等。还派遣了相当数量的军事顾问。冯玉祥回忆说，顾问组中“步骑炮工各项专门人才皆备”。苏联顾问帮助国民军新建了一些兵工修理厂，生产弹药，培养技师；按照苏俄的图纸，还制造出第一批装甲车。 1926年3月，冯玉祥下野后访问苏联，又签订了约1100万卢布的军火贷款协议；并派乌斯曼诺夫(桑古尔斯基)为冯玉祥的军事总顾问，帮助他指挥国民军作战。所以当蒋、冯先后叛变革命，被解职通缉的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庭途经郑州时，曾对冯玉祥感叹曰:“苏俄用了三千余万巨款，我个人费了多少心血精神，国民革命才有今日成功。”可见苏俄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援助之巨大。相形之下，苏俄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就十 分有限了。中国共产党人接受这一援助与国民党比较起来，也谨慎得多了。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之前，不管是南陈还是北李，经济来源皆只有教书、编辑的薪水及写文章的稿费。钱稍有富裕，也仅够用于操办一两份刊物。对其他社会活动如开展学运、工运、兵运等，即使意义重大，也无力支持。维经斯基等来华后，中国共产党进入筹建阶段，社会工作急剧增加，不仅党员多数渐渐不能兼职教书、编辑、写文章 以获取薪金，而且仅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工人夜校，出版各种革命理论书籍，所需费用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支付能力。因此，上海党组织最先接受了维经斯基提供的经费援助。当时这种最初的援助带有很大的临时性质。1921年1月维经斯基一离开，立即经费无着，各种宣传工作，特别是用于对工人进行启蒙教育的工作不得不停止。派包惠僧南下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连区区 15余元路费都拿不出来，只有从私人手里借钱才算了事。连路费都无着的这些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接受外援仍然十分谨慎。陈独秀就主张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他对包惠僧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他不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也不愿意向其汇报工作、受其领导。后来陈独秀到广州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广州有人在报上骂他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在这种压力下，陈更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党人有哪一个不想独立。但若不能自主解决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理论再好，独立也是一句空话。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不久，与当时主持上海小组工作的李汉竣李达会晤时，表示共产国际将给予经济援助，但必须先交出工作计划和预算。李汉俊和李达当场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援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支配。否则，我们并不期望依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开展工作。马林同二李的关系因此蒙上了一层不愉快的阴影。张国焘则取另一态度。他是最先认为应该接受国际经济援助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并以很快的速度，向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报告，及每月约需一千余元的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张国焘没有狮子大张口。他提出的经费预算十分小心，也十分谨慎。但陈独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评张国焘。他说，这么做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要坚持的立常本着这种立场，陈独秀与马林谈成僵局。包惠僧回忆:“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陈独秀不同意马林的意见，他认为中共“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双方对此争论激烈，几次会谈都不成功。在一旁担任马林翻译的张太雷着急了，提示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不料陈怒火中烧，猛一拍桌子，大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说完拿起皮包就走，拉都拉不祝要不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经费受其领导，这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也是中共中央出现的第一次争吵。但经费问题毕竟是极其现实的问题，很快，连火气很大的陈独秀也无法“无报酬地为党服务”了。他开始以革命为职业，便失去了固定职业和固定收入，经济上很不宽裕。起初商务印书馆听说他回到上海，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月薪三百元，他马上接受；但这一固定收入持继之间很短。他大部分时间已经埋头于党务，已经没有时间再为商务印书馆写稿编稿了。窘迫的陈独秀开始经常出入亚东图书馆。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与陈有同乡之谊。它出版的《独秀文存》有他一部分版费。于是他没钱了就来亚东，但又从不开口主动要钱。好在老板汪孟邹心中有数，每当他坐的时间长了，便要问一句:“拿一点钱吧？”陈独秀便点点头，拿一点钱，再坐一会，就走了。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肯松口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出现转机是因为他的被捕。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正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5人聚会，被法租界当局逮捕。到捕房后他化名王坦甫，想蒙混过去。但不久邵力子和褚辅成也被捕来，褚辅成一见面就拉着陈的手大声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来了!”陈独秀身份当即暴露。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各大报纷纷登载，闹得满城风雨。李达通报各地的组织派人到上海来，设法营救，并电请孙中山先生帮忙；孙中山立即打电报给上海法租界的领事，要求通融。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他用重金聘请法国律师巴和承办此案。 10月26日，法庭宣判陈独秀释放，罚100元了事。陈独秀原来估计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牢了。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几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方才顺利结案。
按照李达的说法: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共了一次患难。这次遭遇对陈独秀印象极深。他通过切身经历才真正感悟到: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就是从监狱里和敌人枪口下营救自己同志的性命，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经费。这些现实问题，的确不是凭书生空口的豪言壮语能够解决的。陈独秀本人极重感情，一番波折，无形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达回忆说“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建立一个党，巩固一个党，发展一个党，需要理想，需要主义，也还需要经费。富于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争论了很长时间才承认了这个现实。据包惠僧回忆，当时陈独秀与马林达成的共识大体是:一，全世界的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二，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每年都要赤色职工国际批准施行。◤本◤作◤品◤由◤◤網◤友◤整◤理◤上◤傳◤
三，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如确有必要时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虽然只承认“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用中共中央的下设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绕了个弯，缓和了陈独秀一直坚持“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的观点，但从此，中国共产党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的支援。中共二大正式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那么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多少援助呢？与国民党接受的援助比较起来，相去甚远。据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产国际报告，从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共收入国际协款16655元。因党员人数不多，全党还保持人均年支出40至50元的比例；但随着 1925年以后党员人数大幅度增长，国际所提供的费用远远跟不上这一增长速度了。全党人均支出由最初的平均 40元下降到 1927年的4元。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主要都转到了国民党方面。尽管经费援助十分有限，但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依然异常重要。据陈独秀统计，建党初期党的经费约 94%来自共产国际，党又将其中的60%用于了工人运动。显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能够很快在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同共产国际提供经费帮助分不开，也同中共将其绝大多数用于工人运动分不开。党的组织不断发展，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