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说，这是一个重大使命，你设法到那里，根据需要该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纳尔逊到上海后，将5万美元交给了中共上海局负责人。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到底还算了解一些情况，他否认毒气战是苏区的主要威胁，对共产国际除了防毒面具之处便没有别的指示，他感到甚为失望。纳尔逊已经没有了“该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必要， 1933年10月便乘轮船返回美国。 1934年春季，共产国际又派来美国共产党人尤金?丹尼斯来华担任国际代表。这正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困难时刻。尤金身上带有一份在莫斯科拟定的反“围剿”作战计划，准备让江西苏区贯彻执行。看到这个计划的人很少，所以详细内容恐怕无人能够讲出来了。留下来的一些情况是，连携带这个计划的尤金了解了一些当地的情况后，也开始对他的中国同事嘲笑那些“在别处制订好行动计划的顾问们”。1934年夏赶到的妻子佩吉?丹吉斯讽刺自己的丈夫：“那你不也是这样一个人吗？”尤金开口一笑，说:“是，跟别人一样。”但又说:“至少我试图了解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国家，我们听取了这里人们的意见，我们已经学到了他们的经验。共产国际的决议是指导路线，但不是指示。”胜利从来不是鼓掌鼓出来的，不管掌声有多么热烈。它也不是计划制订出来的，不管计划有多么详实。王明和那些只会在金碧辉煌的莫斯科会议大厅鼓掌欢呼的人们，真应该看一下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战斗的。1934年7月上旬，各路敌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发起全面进攻。局面越来越紧迫了。8月5日，北路敌军9个师，在飞机、炮兵的强大火力支援下，向驿前以北地区攻击前进。我红三军团主力和红五 军团一部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约15公里纵深内，构筑了5道防御阵地进行固守。蒋介石特地从南京调来德国造卜福斯山炮12门。卜福斯山炮侵彻力强，最远射程为9公里。
蒋介石、陈诚企图依靠卜福斯山炮的强大侵彻力，对红军工事进行破坏性轰击，为其步兵开路。除卜福斯山炮营外，蒋还增加了税警总团迫击炮营、炮兵训练处山炮第一营、第二 十三师重迫击炮连，大大增加了炮兵的攻击力量。 7个师敌人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发起进攻。在蜡烛形阵地，攻击者是蒋军邢震南第四师之两个团。防守者是红四 师第十团第三营。邢震南及两个团长后来不知后终，红四师十团三营长是50多年后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在保护山阵地，攻击者是陈诚最为精锐之主力黄维第十一师，防守者是四师十二团，该团中有后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以天不怕地不怕著称的战将钟伟。但那场战斗却是陈诚的天下。在敌人炮火猛烈轰击之下，红军阵地工事全部被炸塌，机枪被炸坏。血战至下午，蜡烛形阵地的三营损失严重，张震带着全营仍然能够战斗的人坚守在一条交通壕内，准备用刺刀同敌人作最后一拚。保护山阵地尽管放上了全军闻名的红五连，但在敌人优势兵力、火力压迫下，阵地还是失守了，红五连大部壮烈牺牲。红军十日内伤亡2300余人，内含干部600人，不得不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尽管9月1日至3日，朱德指挥林彪的红一军团、罗炳辉的红九军团取得温坊大捷，歼敌一个多旅，取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次难得胜利，但被动局面已无法改变。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在于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狭小的区域之内。王明以为只要解决了防毒面具，反“围剿”就能胜利。他在莫斯科起劲地吹嘘“截至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苏维埃中国的总面积已达1348180平方公里。仅固定的苏区面积就有681255平方公里，比法国的面积大 19.1%，比德国大31.3%，比日本大54.15%。比英国大64.5%。现在，红军的正规部队已有350000多人，非正规武装支队有600000人，这还不包括有数百万人参加的各种半军事性群众组织”。历史的结论是:自称“100%布尔什维克”的王明推行的左倾路线，使苏区红军损失90%，根据地损失100%。
战略转移已成定局。其实在收到共产国际的正式回电以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已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总揽一切指挥大权，负责筹划秘密且重大的转移工作。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做主，周恩来负责具体计划的组织实行。贮备粮弹、扩大红军的工作，已经有步骤地开始。5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各级党部党团和动员机关的信》，提出“为三个月超过五万新的红军而斗争”的任务。根据地的青壮年几乎都动员参加了红军，很多村庄只剩下妇幼老弱。 5月初，李德受托起草5至7月季度作战计划。计划的核心已经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深入敌后。7月底，李德再次受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之托制定8至10月作战计划时，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问题已正式提出。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全面开始。为分散敌军注意力，打乱其部署并牵制其兵力，共组织了三支部队突围远征。两支走在中央红军之先。
7月6日，红七军团三个师共6000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北上。中共中央代表曾洪易随行。 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命令由任弼时、肖克、王震领导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转移，开始西征。这两支部队的出发，周恩来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红六军团10月上旬陷入危境。四十九、五十一团在石阡县被敌截断，五十团在施秉县被敌截断，军团部队被敌切为三截，陷于湘、桂、黔三省之敌包围。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决定:“王震率十八师，任弼时肖克率十七师，焚烧行李，减少辎重，以灵活的游击动作，转到苏区”。10月下旬，六军团各部共转战80余天，行程5000里，才与贺龙的红三 军会师。他们探出的路，中央红军已经无法再走了。
红七军团从江西瑞金出发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挺进，企图调动敌“围剿”部队回援，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由于兵力过小，未能牵动敌人。七军团与方志敏的红十军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在怀玉山陷入敌军合围，仅存500余人在粟裕、刘英的率领下突出重围。这支部队不但未调开敌，反而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几乎损失殆荆还有一支部队走在中央红军之后。 1934年11月10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一个月之后，程子华、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按照中央指示，对外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西越平汉路实行战略转移，开始西征。三路力量之中，徐海东一路风一路火首先打到陕北，成为对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人。三人团就红军突围紧张筹划且激烈争论之时，被排斥在核心圈子之外的毛泽东，却天天天不亮就在会昌城外爬山，并写《清平乐》一首:“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1958年，他对这首词作批注:“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 8月1日，毛泽东出席瑞金“红潮──大埔桥举行的阅兵典礼后，为《红星报》亲笔提词:“敌人已经向我们的基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这样做一定能够最后的战胜这个敌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眼见危机，又眼见自己的意见无人听，甚至无人来询问自己，内心之痛苦，旁人难察。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与毛泽东一样，也未能进入三人团。在讨论有多少红军部队参加脱离根据地的西征时，李德与周恩来发生了尖锐分歧。李德主张只以中央红军一、三、五三个主力军团突破封锁线，他设想在外线作战打开局面牵动敌人之后，主力还可以返回。周恩来没有明说，但内心非常清楚，一旦主力出击外线，便很难返回。所以他主张撤退整个苏区。应该说周恩来是对的。后来留在苏区的力量，在敌人重兵“围剿”下损失极其沉重。当时的实情是留得越多，损失越大。李德也不是毫无道理。突围的野战部队如果伴随拥肿，失去机动，损失也要增加。红军长征初期受到的严重损失，也证明了这一点。负责组织工作的周恩来面临两难。他似乎一生之中皆充满两难。后来有两种互相矛盾的议论围绕在周恩来周围。一 种说他组织的撤退工作所携东西太多太细，使红军大队行动缓慢，遭到不必要的损失；一种说撤退工作组织得太伧促，该带的没有带，不该带的却带了很多。对这些议论，周恩来很少说话。他从来不是那种品头论足的人。属于他的从来只是工作，而且是越来越干不完、越来越堆积如山的工作。从第四次反“围剿”始，毛泽东已经被排挤出了决策圈，他必需苦撑危局。有些指责是对的。有些指责，却仅仅因为他做的太多。李德是中国共产党的宿命，周恩来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宿命。若没有周恩来只有李德，中国革命该怎样涉过那些激流险滩呢？ 9月16日，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谈三件事。一是说明国际“七大”延期召开的原因。二是要中共中央暂时不要给满洲省委发指示，同时川、陕苏区应联系起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这是“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工作”。最后是国际在莫斯科出版了毛泽东文集──《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文的已经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的美观的书”。这是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最后联系。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说:“1934年春，李德在上海的上级弗里德?斯特恩德被召回莫斯科，很快就要派往西班牙，但是没有人来接替了。无线电转送电报是由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的，事实上就是掌握在两个中国人手中，他们在莫斯科工作过。一位名叫李竹声，他在莫斯科的斯拉夫名字是克里奇卡；另一个中国人是盛忠亮，或者叫盛越，他的秘密名字叫米茨科维奇。6月，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了李竹声，在死亡的威胁下，他供出了电台的位置和盛忠亮的身份，盛也被捕，电台被破获，从此结束了上海局的活动，◥◥文◥檔◥共◥享◥與◥在◥線◥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