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在第五次“围剿”中打出抗日反蒋旗帜，给红军打破“围剿”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如此有利条件，是前几次反“围剿”中没有的。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最紧张的，就是这次事变。
对苏区的“围剿”几乎全部中断。“围剿”主力北路军不得不抽出九个师，加上宁沪杭地区抽调的两个师共计十一个师，由蒋鼎文指挥分别从江西和浙江进入福建，进攻十九路军。蒋介石真正把家底子都拿上来了。苏浙皖赣地区再无多少兵力可调。毛泽东1936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说红军当时“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就是依据福建事变后出现蒋管区防务空虚的情况。蒋介石不担心他压不垮蔡廷锴，担心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每天晚餐后，他都要找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和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林蔚。问题就一个:是否有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情报。他叮嘱晏、林二人，要密切注意双方动向，每日派飞机空中侦察。一直未发现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征候。蒋这才慢慢放下心来，决定亲自飞往建瓯，指挥收拾十九路军。未想到还没走便发生了第三次危机。没有考虑到彭德怀奔袭浒湾、没有考虑到蔡廷锴发动“闽变”的蒋介石，也没有考虑到宋美龄在临川发现了他的腌菜罐。跟普通人毫无二致，蒋介石爱吃家乡的风味小吃。每年其原配夫人毛福美都要送些亲手制作的家乡菜到南京，如腌雪里蕻、豆腐乳、臭冬瓜、腌笋片等等。蒋一吃到这些可口的家乡菜肴，便明白毛福美又打发人送东西来了。宋美龄却是位生活西化的人物，吃西点、西菜。早餐酸奶或牛奶、烤鸡、猪排、白脱面包、色拉之类，与蒋介石吃不到一块。有时蒋也陪吃西菜，但吃不几天，就又重新用中餐和吃家乡菜。蒋介石不喜欢宋美龄的西餐，宋美龄虽然也不喜欢蒋那些心爱的家乡风味，但对腌菜，如精心制作一番，倒也吃些。但那些霉变菜品如臭冬瓜之类，无论如何也不行。因此每当蒋、宋同餐时，毛氏制作的臭冬瓜之类，便绝对不能摆上餐桌。宋美龄在战事正紧之时来到了抚州前进指挥部。本想慰问蒋一番，却意外发现蒋的床下隐藏着原配老婆的宁波小菜罐坛，臭冬瓜自然绝对少不了，脾气便火山一般爆发了。宋美龄平时修养极好，从不摔盘子砸碗，更不颐指气使。尤其公开场合，特别给其夫面子，这回是实实在在忍不住了。蒋一口一个生死之战，你死我活，“围剿”发起以前还亲写有两幅手书，其一是“一，要对得起已死的将士；二，要对得起总理的灵魂；三，要对得起生我的父母；四，要对得起痛苦的民众。”其二是“一，对主义尽忠了么；二，对党国负责了么；三，对统帅信仰了么；四，对上官服从了么；五，对部下信任了么；六，对本身信仰了么。”词句之间，对自己坚定自信，令部下百折不回，颇有生死不计、百战不辞之感。却又在指挥作战的床铺下埋伏了好几罐前妻的腌菜。真该在第一幅手书后面添上“要对得起毛福美的腌菜”；第二 幅手书后面添上“腌菜罐子藏好了么”。
腌菜罐子没有藏好，被宋美龄从床下一个一个拖出来，统统砸碎。宋美龄也开了杀戒。蒋介石的情绪跌入谷底。红军却错过了利用福建事变的大好时机。本来倒是做好了利用这个机会的准备。10月26日，由周恩来主持，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与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瑞金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张闻天、毛泽东、朱德也会见了徐名鸿和陪同前来的十九路军参议陈公培，博古虽未见十九路军代表，但与李德一样，都对这一合作表示支持。 10月30日，中共中央给福州市委和福建全体同志发出一封指示信，说:党在福建的总方针之一应该是尽可能造成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南京政府，而不要简单地提出与反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一样的口号来反对当时正采取着左的策略的福建统治阶级与其他派别。要不调和的、不容情的反对那种关门主义的、不估计客观事实与脱离当时群众的、不愿意去建立革命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潮。这个颇为清醒的指示，与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博古关系不校但11月18日又发出一封指示信:十九路军中的若干领袖和政客正在蓄意开始一个大的武断宣传的阴谋，企图集合更多的力量来树立较坚强的障碍来阻止革命的怒潮；这些“左”的民族改良主义政党的力量的任何增加是在中国革命的进步上放了新而非常可怕的障碍物；必须彻底明了十九路军领袖们政治阴谋的特征，必须在下层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上竭力同这些政党斗争，来争取现在仍然附和他们的劳苦群众及士兵。 10月30日信的正确观点被统统推倒。十几天时间，换成另一种观点，另一种态度，甚至是另一种不同风格的语言。发出不同指示的却是同一个中共中央。
11月18日大转向的指示信发出两天之后，福建事变发生。机会还未抓住，便已经错过了。博古等人态度剧变的理由，来自共产国际。11月18日指示信，完全是根据国际指示电拟就的。当时苏联已同蒋介石南京政府改善了关系。苏联的态度决定着共产国际态度，国际便不支持红军同十九路军联合反蒋。国际执委会第十三 次全会文件说:“福建政府宣布的一系列激进口号,是十九 路军高级将的权宜之计和左倾词句”，“是军阀和政客为了保证自己的成功而提出的蛊惑人心的诺言”；“蒋介石集团和国民党所有派系都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代理人和工具”。共产国际的态度又决定了一系列态度。 11月22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声明，未预闻福州之事。 11月28日，莫斯科《消息报》称福建政府与真正革命运动毫无关联。《真理报》说福建事变将引起日英美在中国斗争。暗示蔡廷锴背后有帝国主义支持。国际派来的正式军事顾问弗雷德向苏区提出计划:一旦蒋蔡开战，红军就在西北一线突破敌阵地，越过赣江，从敌人背后向南昌挺进。认为蔡廷锴等人是“一些不可靠的家伙”的，还不仅仅是上海的弗雷德。不少红军领导干部对南昌起义中叛变、在高兴圩与红军血战的蔡廷锴怀疑很大，好感不多。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称福建政府“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这已经不再是模仿共产国际的语言、完全是自己的语言了。甚至还有所创造发展。“告全民书”号召福建人民起来，要求刚刚成立且困难重重的抗日反蒋政府武装他们，并开展罢工、抗租抗税、没收资本家企业与财产、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要求福建政府立刻收回日租界与关税，逮捕卖国贼及汉奸，与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决战；“告全民书”还在最后警告，只有两条道路，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残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蔡廷锴等人，不反蒋是蒋介石的帮凶，反蒋仍是蒋介石的帮凶。蒋介石却不知道蔡廷锴仍然是他“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更不知福建政府是“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只知道这一猝不及防的突变不迅速扑灭，精心构筑的“围剿”计划便要毁于一旦。蒋军大举进攻十九路军的时候，中革军委却将我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不去配合十九路军，反去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就这样丧失了。
蒋介石平息“闽变”之后，入闽蒋军十一个师加上被改编的十九路军部队共计14个师组成东路军，以蒋鼎文为总指挥，开始从东面向苏区进攻。中央苏区真正陷敌四面合围，在军事上被完全封锁，处于更加困难和不利的地位。苏区首府瑞金，最后就是被从福建打过来的东路军攻占的。处理福建事变的失误，外部有苏联的国家利益因素和共产国际的立场，内部也有我们自己丰沃的极左土壤。政治上、军事上的关门主义只是表像。打破第五次“围剿”这一重要机会的丧失，有着某种主观客观上的必然性。仅仅指责一个博古，或再归罪一个李德，远不能说就总结出了教训的全部。三、突围──是苦难也是辉煌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紧要的关头只有几步。可以引伸为形容一个党。党的历史虽然漫长，但紧要的关头，也只有几步。中共党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步，莫过于出发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最深重的苦难与最耀眼的辉煌，皆出自于此。被誉为里程碑的遵义会议，也是长征路上的里程碑，是长征的产物。四渡赤水、突破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这些史诗般的壮举皆是长征一步一步的过程。甚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很大程度上也是红军长征的结果。第一步是怎么迈出去的？红军长征是一次精心筹划的战略行动，还是一场惊慌失措的退却逃跑？已经进入了21世纪，仍然在争论不休。原因之一，是这一行动的最初规划者据说竟然是李德。果真如此么？福建事变的良机错失，广昌战斗又严重失败，中央苏区的被迫放弃，已成定局。但认识这个定局还需要时间，还需要更大的压力。因为放弃的不是一间住了一晚上的屋子，是建设六年之久、粉碎了敌人四次“围剿”的根据地。在此以前，项英曾经最早提出过放弃中央苏区的意见。 1931年4月反第二次“围剿”，项英到苏区时间不长，认为20万敌军压境， 3万红军难于应付，只有离开江西苏区才是出路。退到哪里去呢？退到四川去。斯大林讲过，“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根据地”。斯大林的指示由项英来传达是再权威不过的。1928年他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斯大林对工人出身的项英特别青睐，亲自送给他一把小手枪。身上别着斯大林亲赠手枪的项英，记住了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根据地，却不知道斯大林还讲过国民党人是中国革命的雅各宾党人。虔诚使领袖人物的个别结论变成普遍真理。但共产党人的首要条件却不是虔诚。所以中国才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当时坚决反对项英的意见，以“诱敌深入”粉碎了敌人“围剿”，将赣南闽西变成了中国最好的根据地。▂本▂作▂品▂由▂▂網▂友▂整▂理▂上▂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