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为青年，身背短枪，牵着马；数十步外为中年，50岁左右，光着头，帽子抓在手里，脚上的布鞋破烂不堪，用麻绳绑在脚面上，走路却非常稳健有力。一挑水农民正在树下歇息，中年人笑呵呵走近问：‘你给家里挑水啦，我想喝你几口水行吗？’农民说：’‘你尽量喝吧。’中年人便倾下`身去，从桶里狠喝了几口水，然后谢过农民，继续赶路。路边坐的俘虏中有认出中年人者，指背影说：‘那就是彭德怀，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其他国民党将校俘虏大惊失色，起来呆视半晌，直到背影不见，感慨万分地挤出一句话：他们怎能不胜利！我们怎能不失败！”对彭德怀来说，爱他的、恨他的、敬他的、毁他的都应记住这句话：本色最无敌。彭德怀与林彪相较，说勇林不如彭，说谋彭不如林。彭德怀是一团火，一团从里烧到外、随时准备摧枯拉朽的烈火；林彪则是一潭水，一潭深不可测却含而不露静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前半句可形容彭，后半句可形容林。彭林配合，相得益彰，成为毛泽东指挥中国革命战争十 分得力的左膀右臂。
林彪比彭德怀资格浅。红四军与红五军新城会师大会上，朱、毛、彭都在主席台上讲话，林彪还只能坐台下听。听着听着，讲台塌了。台下人都说刚会师就坍台，不吉利。朱德站到台架上大声一句:不要紧，台坍了搭起来再干嘛!大家一起鼓掌，才把热烈的情绪又恢复过来。林彪也在台下鼓掌。彭德怀坐在台上看不见他。他却把这个人未到威名先到的彭德怀看了个真切。从此开始了红军中这两位名将不错的配合作战历程。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战斗，李德指挥红军与敌人正面硬拚，三军团伤亡2700余人，占军团总兵力的1/4；彭德怀当面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翻译伍修权考虑到领导之间的关系，没有全翻，彭德怀便把三军团政委杨尚昆拉过来一字一字重新翻译，硬是把李德气得暴跳如雷。林彪则有另外一种方法。广昌战斗前夕，林彪个人署名写了《关于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给军委的信》:“对于敌人在五次‘围剿’中所用战略战术，这是一 个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过去有许多同志曾研究了这个问题，有些文章上也曾发表过这个问题。但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观察，还有些不充分不确实的地方”；林彪认为“敌人在战略上虽是进攻，而在战术上则属于攻势防御，或为固守防御。”他将敌人的推进方式归纳为“缓进形式”，“跃进形式”和“急进形式”；具体用何种形式，“主要地是根据他当时对我军主力行踪的了解如何而定”；而坪上圩、乾昌桥、下罗泊港战斗都说明“短促突击”使我们成了“守株待兔”，“没有一次收效”。他直指军委在指挥上存在四大缺点:一，“决心迟缓致失了不少可以取得胜利的机会”，“这是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二，“决心下后在对时间的计算是极不精确的”，致各部队“动作不能协同”，“像这样的事实多得很”；三，“军委对各部任务的规定及执行的手段过于琐细，使下级无机动的余地，军委凭极不可靠的地图去规定部队的位置，,,一直干涉到很小的战术布置，则是无论如何不适用的”；四，“军委对于战术原则还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未充分去分析当时当地情况上的特点，而总是一套老办法到处一样的照搬”。
在信的最后，林彪写道:“有些重要的负责同志，因为他以为敌人五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一个战役中消灭（敌）几个师的机会。因此遂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人保持接触，与敌对峙，去专门求小的战术胜利，以削弱敌人，想专凭在长期无数小的胜利中（每回消灭敌人一连或一营），就地把敌人的五次‘围剿’完全粉碎，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事实我们没有失去运动战的机会，并没有失去一回消灭敌人几师的机会”；这是一封尖锐泼辣又不失于冷静分析的信，直指“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这样明确、大胆而具体地向军委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在当时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中并不多见。林彪以冷静剖析对李德的批判，不亚于怒火中烧的彭德怀。林彪善思，善战。彭德怀由勇生智，林彪则由智生勇。从带兵伊始，他就与“主力”二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8年2月，南昌起义部队到耒阳城下。朱德听取当地县委情况汇报后决定:大部队正面进攻桌子坳之敌，抽出一个主力连队配合农军攻城。被抽出的，是林彪率领的连队。耒阳被一举攻克。朱德由此发现林彪的军事才能。这一发现此后反复被实战证明。他当连长的连队，是全团战斗力最强的连；当营长的营，是全团最过硬的营；当团长的团，是红四军的头等主力团。如果一次、两次，还可说有那种不好排除的偶然性；几十年如一 日，带出一批擅长野战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便不能全部归诸偶然了。 1936年12月，林彪曾讲过一次怎样当好师长。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红军时期作战指挥的一个小结:一，要勤快。不勤快的人办不好事情，不能当好军事指挥员。二，要摸清上级的意图。对上级的意图要真正理解，真正融会贯通，真正认识自己所受领的任务在战役、战斗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三，要调查研究。对于敌情、地形、部队的情况和社会情况，要经常做到心中有数。要天天摸，天天琢磨，不能间断。四，要有个活地图。指挥员和参谋必须熟悉地图，要经常读地图。五、要把各方面的问题想够想透。六、要及时下达决心。七，要有一个很好的很团结的班子。八，要有一个很好的战斗作风。九，要重视政治，亲自做政治工作。当然若以为以上9个“要”便是林彪指挥特点的全部，就大错了。数到第九个“要”的林彪偏偏漏掉了一个极其关键的“要”:要面对失败。他也有过“兵败如山倒”的时候。 1929年1月红四军前委柏露会议，决定红五军及四军三十 二团守井冈山，内线作战；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林彪刚刚担任团长，初战顺利，下山后便首先歼敌一营，突破封锁线，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大余。很快便在小胜中露出破绽。红四军前委在城内天主堂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确定二十八 团担任警戒，军部、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在城内及近郊开展群众工作。林彪领受了任务，带领二十八团进入警戒位置后，便分片包干，各负责一段。既没有组织营连以上干部看地形，也没有研究出现复杂情况下的协同配合，更忽略了这是一个没有党组织、没有群众斗争基础的地方，敌人来的时候，是没有人向红军报信的。如同他在第一个“要”中所说，一个军事指挥员，“他对住的村子有多大，在什么位置，附近有几个山头周围有几条道路，敌情怎么样，群众条件怎么样，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部队到齐了没有，哨位在什么地方，发生紧急情况时的处置预案如何，都不过问，都不知道。这样，如果半夜三更发生了情况，敌人来个突然袭击，就没有办法了”；但偏偏没有做到这第一个“要”。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了大余城。攻势是突然发起的。因为突然，所以猛烈。二十八团在城东的警戒阵地被突破。“到那种时候，即使平时很勇敢的指挥员，也会束手无策，只好三十六计，跑为上计，结果，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林彪就成了这样的“机会主义者”，活脱脱在总结自己惨痛的经验。部队急速后撤，城内一片惊乱。后来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说，他当时第一 次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兵败如山倒”。
那是一种失去控制的混乱。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陈毅正在街上向群众分发财物，城北街区已经出现了敌军；他连忙后撤，在城边才追上后退的军部。所谓军部，也只剩下毛泽东和少数机关人员。毛泽东要林彪反击，林彪犹豫不决。部队已经退下来、不好掌握了。毛泽东大声说:“撤下来也要拉回去!”陈毅也说:“主力要坚决顶住敌人!”林彪带着身边的少数人冲杀回 去，把敌人的攻势挡住了一阵，才勉强收拢起分散开来的部队。这一仗牺牲了三十一团营长周舫，独立营营长张威。二十八 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用担架抬着行军，在敌军追击、部队仓促奔走的混乱中不幸牺牲。本来就缺干部的红四军真是雪上加霜。部队日夜行军想摆脱追兵，但祸不单行。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红四军四地四战，结果四战四败。在平头坳，向导把路带错，与追兵发生接触，造成损失。在圳下，军部险遭覆灭。当夜军部驻圳下，前卫三十一团驻圳下以东，后卫二十八团驻圳下以西。次日拂晓，林彪未通知就带二十八团先开拔，军部失去了后卫还不知道。警卫军部的特务营也未及时发现敌情。敌人进入圳下时，陈毅、毛泽覃还没有吃完早饭，谭振林、江华也正在喝糯米酒酿，晚睡晚起的毛泽东则还未起床。枪声一响，毛泽东醒来，敌人的先头分队已越过了他的住房。那真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后来消灭八百万蒋介石军队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领袖们，差一点就被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包了饺子。毛泽东是利用拂晓昏暗、随警卫员转移到村外的；朱德差一点让敌人堵在房子里。警卫员中弹牺牲，妻子被敌人冲散后也被俘牺牲，他抓起警卫员的冲锋枪，才杀出重围；陈毅披着大衣疾走，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住了大衣。他急中生智，把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敌人的脑袋，方才脱身。毛泽覃腿部中弹。林彪率二十八团、伍中豪率三十一团急速返回支援，才用火力压住敌人。因未能履行好护卫军部的任务，林彪挨了个记过处分。
1959年陈毅对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人员回忆说:“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导,,一走错路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毛泽东在1929年3月2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就是这些最危险、最困苦、不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而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的环境中，摔打出了一个林彪。 1928年，在井冈山斗争非常困难的“八月失败”中，二十 八团二营长袁崇全拉走队伍叛变，朱德、陈毅派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率林彪的一营追击。一营长林彪先前已经感觉出二营长袁崇全的动摇，提出追上去武力解决；团长王尔琢相信他与袁崇全的私人感情，没有采用林彪的意见。结果王尔琢在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