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电:“革命党人占领武昌”。辛亥革命爆发。后来有人说，孙中山看到这条消息时，手中的玻璃杯失手跌落摔碎，杯中的牛奶泼撒一地。不管是否属实，这一点却是无疑:他当时所受震动之大，绝非我们今天所能想像。延续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王朝从此坍塌。虽然正是他用坚持不懈的努力，为推翻清王朝奠定了基础，但最具决定性且惟一成功的武昌暴动，他不但事前未能参与，还几乎去电阻止。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一个如今发展为七千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就此诞生。但颇让党史遗憾、颇让后人遗憾、也颇让革命博物馆内那些大幅“一大”代表照片遗憾的是，“南陈北李”这两个中共建党的中坚人物，一个也未去出席。陈独秀当时在陈炯明手下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大学预科校长，未出席的理由是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人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未出席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难以抽身前往。两人当时都忙。但他们的理由与中共“一大”的历史地位相较，无疑是芝麻与西瓜相较。什么是历史？这就是历史。并非理想、却是真实的历史。不是苛求前人。武昌起义并非一经发动就必定成功。其所以成功，毕竟还有其他许多因素。旧中国在剧烈的大变动时期每天成立的组织与散伙的组织一样多，也不能强令“南陈北李”预见到28年后的新中国。常人也能觉出眼前的量变。但很多时候，伟人也无法立即察觉将要出现或已经出现的质变。所以孙中山有面对辛亥革命的遗憾。陈独秀、李大钊也有面对中共“一大”的遗憾。也有例外。 1917年6月16日(俄历6月3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召开。在1000多名代表中，770人声明了自己所属的党派:社会革命党人，285名；孟什维克，248名；布尔什维克，105名。布尔什维克在代表中连10%都不到，人数最少。孟什维克党人、临时政府邮电部长策烈铁里在会上高声宣称，在俄国，没有哪一个政党敢于单独掌握全部政权，并对国家今后的命运负责。代表席上一个身材不高、目光锐利的人站起来，大声回答:“有这样的党!”回答者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俄国敢如此回答的，只有列宁一人。中国有毛泽东。或许蒋介石觉得自己也算一个。 1924年7月30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演讲。他以丝毫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试问有谁能想出一个主义来救中国？除了本党总理的三民主义之外，还有第二个主义可以救中国吗？若是没有这个三民主义，我们中国的危险究竟怎样解除，我们的国家究竟怎样建设，我们就是拼命的去革命，究竟从那里下手，这样想来，几乎要发神经玻像我这样的人，或者因为发了神经病早已死掉，亦未可知”。蒋介石一直活到88岁没也有发神经病死掉。如果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将有多少优秀的领袖人才能够从屠刀下保存下来。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信:“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縞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就是预见中国革命未来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俄国的列宁，中国的毛泽东，皆对自己从事的事业，皆对自己担负的使命，表现出一种果敢和不可抑制的自信。列宁的自信来源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来源于对过去和未来的透视。 1917年4月，列宁回国，在火车站欢迎会上就喊出“社会主义革命万岁”口号。当时二月革命刚刚成功，临时政府刚刚建立，党内外对这一口号均感到不可思议，怀疑列宁犯了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左倾错误。《真理报》声明说:“对于列宁同志的总公式，那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业已结束，指望这一革命立即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但列宁言中了。6个月后，震动世界的十月革命爆发。
蒋介石在手中握有杀人的枪杆、膛内压满杀人的子弹之时，他对他的党和他自己是雄心十足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第六天，在《敬告全国国民党同志书》中，他除了表示“伟大任务在于拯救中国”外，还说出了那段广泛流传的名言:“党在，国在，我亦在；党亡，国亡，我亦亡。”毛泽东却并非穿上笔挺的哔叽军装、面对台下肃立的队列和如林的刺刀，才会自信得口若悬河。他的果敢和自信来自他对中国大地的深刻了解。就在他只是一名踯躅于桔子洲头的穷学生时，他也敢宣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果敢自信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却都没有见过列宁。 1923年9月，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列宁正身患重玻“闻俄国革命党首领苏维埃共和国之创造者列宁，积劳成疾，不能谒晤，深致感咨”；蒋介石后来颇为挽惜地写道。没见上列宁是他一大遗憾。毛泽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第一次访问苏联。1950年 1月11日，他在莫斯科红场向列宁墓敬献花圈时，列宁已经去世了26年。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便极其钦佩“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的“列宁之百万党员”；终生对列宁敬仰之至。未见过列宁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又与列宁一样，都曾以极大的热情办刊办报。 1900年列宁西伯利亚流放结束，立即着手实施在流放岁月中酝酿已久的想法：创办一份报纸，让它成为团结俄国地下革命者的组织中心。很快，革命的精英聚集在编辑部里了: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两年以后又加入了两个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该报的德国莱比锡创刊号上，用十二月党人给普希金回信中的一句诗作报头题词:“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烈焰!”所以该报命名为《火星报》。俄国十二月党人写给普希金那句诗，今天翻译即是“星火燎原”。这几个办报人后来几经分化，果真在俄罗斯土地上燃起了十月革命的熊熊烈焰。列宁30岁在德国创办《火星报》。蒋介石26岁在日本创办《军声杂志》，自撰发刊词。当时沙皇俄国诱导外蒙自治，蒋甚愤慨，著《征蒙作战刍议》，《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等文，称征藏不如征蒙，柔俄不如柔英；研究外交与军事，甚思“提一旅之众，以平蒙为立业之基”。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时，也26岁，也自撰创刊宣言:“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都全副身心地寻找真理。又都十分自信，手中握有的就是真理。都不乏对历史的深刻领悟，不乏对未来的精心安排。就各自的政党来说，都是非凡的领袖。自从人类被划分为阶级以后，阶级的核心就是政党。
政党的核心是领袖。领袖的核心是什么呢？是意志，与思想。有的领袖提供意志，有的领袖提供思想。所以列宁说，需要一个领袖集团。但列宁本人，既提供了意志，又提供了思想。毛泽东也是如此。蒋介石却仅为他的党提供了意志。提供思想的，是孙中山。仅就此点来说，蒋也不敌。二、谁人发现蒋介石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弗洛依德，被认为是对当代世界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三位思想巨人。
三人又都是犹太人。对中国革命产生很大影响的也有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两位犹太人:鲍罗庭，米夫。鲍罗庭在国民党中发现了蒋介石。米夫在共产党中发现了王明。被发现的这两人，皆因此居于各自政党的高位。很多人原以为蒋介石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于是就说，接班人选错了。蒋介石也常以“总理惟惟一的接班人”自居。原因据说孙中山临终时口中直呼“介石”；情之深切，意之难舍，痛于言表。可惜此说来自蒋介石自己修订的《蒋公介石年谱初稿》。当年寸步不离孙中山病榻的床前侍卫李荣的回忆是:“(3月11日)至晚8时30分钟止，(孙)绝终语不及私。
12日晨一时，即噤口不能言。4时30分，仅呼‘达龄’的一声， 6时30分又呼‘精卫’一声，延至上午9时30分，一代伟人，竟撤手尘寰，魂归天国。”临终的孙中山呼唤了宋庆龄，呼唤了汪精卫，却没有呼唤蒋介石。孙中山1925年3月去世。该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所谓“总理惟一的接班人”蒋介石却既不是其中的常务委员会委员，不是国民政府委员，也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甚至连候补委员也不是；还只是一个没有多大影响的人物。孙中山至其临终，也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蒋介石1905年在东京由陈其美介绍就认识孙中山。但孙中山倚为股肱的军事人才，先是黄兴、陈其美，后是朱执信、邓铿、居正、许崇智，和陈炯明。陈其美殉难，孙中山说“失我长城”；朱执信病逝，孙中山说“使我失去左右手”；对陈炯明寄以厚望:“我望竞存(陈炯明)兄为民国元年之克强(黄兴)，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本┇作┇品┇由┇┇網┇提┇供┇下┇載┇與┇在┇線┇閱┇讀┇
他依靠的不是蒋介石。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未委派蒋重要的军事职务。蒋首次在孙中山面前显露军事才能，是上书陈述欧战情势及反袁斗争方略，这才使孙中山对他有所注意。在陈炯明部任职期间，蒋介石又连向孙中山呈《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等意见，也仅使孙中山觉得他是个不错的参谋人才，仅此而已。于是孙中山委任给蒋介石的，多为参谋长、参军一类不掌握实际权力的职务。蒋先后担任过居正的参谋长，孙中山总统府参军，陈炯明的作战科主任，许崇智的参谋长，孙中山大元帅行营参谋长。最先欣赏蒋介石的倒是陈炯明。他发现此人的才能绝非限于参谋方面。蒋介石在陈部干了一段作战科主任，要辞职，陈炯明竭力挽留，向蒋表示“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陈炯明说对了。最后他果真败于蒋介石之手。蒋介石与陈炯明关系不错。1922年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