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和小火车头运到工地上来，而且发现那些小火车头还需要大
修。第一批筑路人员眼看就要到期，可是接班的人员还没有着落；现有的人员已经筋疲
力尽，要把他们留下来再干，是不可能的。
旧板棚里点着一盏油灯，积极分子在这里开会，一直到深夜还没有散。
第二天早晨，托卡列夫、杜巴瓦和克拉维切克到城里去了，还带着六个人去修理火
车头，运铁轨。克拉维切克是面包工人出身，这次派他到供应部门去当监督员，其余的
人都到普夏—沃季察去。
雨还是下个不停。
保尔费了好大劲才把脚从泥里拔出来。他感到脚底下冰冷彻骨，知道是那只烂靴底
掉下来了。他从到这里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吃这双破靴子的苦头。靴子总是湿漉漉的，
走起路来里面的泥浆扑哧扑哧直响。现在倒好，一只靴底干脆掉下来了，他只好光着脚
板泡在刺骨的泥泞里。这只破靴子害得他活都没法干。他从烂泥里捡起破靴底，绝望地
看了看。虽然他已经发誓不再骂人，但是这次却怎么也忍不住了。他拎着破靴子朝板棚
走去。他在行军灶旁边坐了下来，打开沾满污泥的包脚布，把那只冻木了的脚伸到炉子
跟前。
奥达尔卡正在案板上切甜菜。她是一个养路工人的妻子，在这里给厨师打下手。这
个一点也不老的妇女可真是得天独厚——肩膀同男人的一样宽，胸脯高高隆起，大腿又
粗又壮，切起菜来真有功夫，不一会儿案板上便堆成了一座小山。
奥达尔卡轻蔑地瞥了保尔一眼，挖苦他说：“你怎么啦，等饭吃哪？还早呢。你这
小伙子准是偷懒溜出来的。你把脚丫子伸哪儿去啦？这儿是厨房，不是澡堂子！”
她训斥着保尔。
一个上了年纪的厨师走了进来。
“靴子全烂了。”保尔解释了一下他到厨房来的原因。
厨师看了看破靴子，对奥达尔卡点了点头，说：“她男人是半拉子鞋匠，让他帮帮
你的忙吧，没鞋穿就别想要命了。”
奥达尔卡听厨师这样说，又仔细看了看保尔，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我把您错当成懒虫了。”她抱歉地说。
保尔笑了笑。奥达尔卡用行家的眼光翻看着那只靴子。
“我们当家的才不补它呢。——不顶事了。我家阁楼上有一只旧套鞋，我给您拿来
吧，可别冻坏了脚。受这种罪，哪儿见过呀！明后天就要上大冻，那您可够受的。”奥
达尔卡同情地说。她放下菜刀，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她拿来一只高统套鞋和一块亚麻布。保尔用布包好脚，烤得热乎乎的，
穿上了暖和的套鞋。这时，他以感激的心情，默默地看了看养路工的妻子。
托卡列夫从城里回来，窝着一肚子火。他把积极分子召集到霍利亚瓦的房间里，向
他们讲了那些令人不快的消息。
“到处都怠工。不管你到哪儿，车轮都没停，可就是在原地打转。对那些反动家伙，
看来咱们还是抓少了，一辈子都得碰上这号人。”老人对屋里的人说。“同志们，我就
跟你们明说了吧：情况糟透了。到现在换班的人还没凑齐，能派来多少也不知道。转眼
就要上大冻。上冻前，豁出命来也要把路铺过那片洼地。不然，以后用牙啃也啃不动。
就是这样，同志们，城里那帮捣鬼的家伙，会有人收拾他们的，咱们呢，要在这儿加油
干，快干。哪怕脱五层皮，也要修好。要不，咱们还叫什么布尔什维克呢？只能算草
包。”托卡列夫的声音铿锵有力，完全不是平时那种沙哑的低音。紧锁着的眉毛下面，
两只眼睛炯炯发亮，说明他坚定不移，下决心干到底。
“今天咱们就召开党团员会议，向同志们讲清楚，明天大家照常上工。非党非团的
同志，明天早晨就可以回去，党团员都留下。这儿是团省委的决议。”说着，他把一张
叠成四折的纸交给了潘克拉托夫。
保尔从潘克拉托夫肩头看过去，纸上写的是：
团省委认为，全体共青团员应继续留在工地，待第一批木柴运出以后方能换班。
共青团省委书记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代签）。
板棚里挤得水泄不通。一百二十个人都挤在这里。人们靠板壁站着，有的上了桌子，
甚至灶上也有人。
潘克拉托夫宣布开会。托卡列夫讲话不长，但是最后一句一下子叫大家凉了半截：
“明天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不能回城里去。”
老人的手在空中挥了一下，强调这个决定是不可改变的。
这个手势把大家摆脱污泥、返回城里同家人团聚的希望扫得精光。一开始，会场里
一片喊叫声，什么也听不清。人体晃动着，暗淡的灯光也跟着摇曳起来。昏暗中看不见
人们脸上的表情。吵嚷声越来越大。有的人憧憬着谈论起“家庭的舒适”，有的人气愤
地叫喊着，说太疲劳了。更多的人沉默不语。
只有一个人声明要离队。他连喊带骂，从角落里发出忿忿不平的声音：“去他妈的！
我一天也不在这儿待了！罚犯人做苦工，那是因为他们犯了罪。可凭什么罚我们？逼我
们干了两星期，也就够了。没那么多傻瓜。谁做了决议，谁自己来干。谁乐意在污泥里
打滚，谁就去打滚好了，我可只有一条命。我明天就走。”
这个大喊大叫的人就站在奥库涅夫背后。奥库涅夫划着一根火柴，想看看这个要开
小差的人。火柴点燃的一瞬间，照亮了一张气歪了的脸和张开的大嘴。奥库涅夫认出他
是省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
“你照什么？我不怕，又不是贼。”
火柴灭了。潘克拉托夫站起来，挺直了身子。
“谁在那儿胡说八道？谁说党给的任务是苦工？”他瓮声瓮气地说，严峻地扫视着
站在周围的人群。“弟兄们，咱们说什么也不能回城去，咱们的岗位就在这儿。要是咱
们从这儿溜走，许多人就得冻死。弟兄们，咱们赶紧干完，就可以早点回去。当逃兵，
像这个可怜虫想的那样，是咱们的思想和咱们的纪律所不容许的。”
这个码头工人不喜欢发表长篇大论，但是，就是这短短的几句话，也被刚才那个人
的声音打断了：“那么，非党非团的可以走吗？”
“可以。”潘克拉托夫斩钉截铁地说。
那个家伙穿着城里人常穿的短大衣，朝桌子挤了过来。他扔出一张小卡片，卡片像
蝙蝠一样在桌子上方翻了一个筋斗，撞在潘克拉托夫胸口上，弹了回来，立着落在桌子
上。
“这是我的团证，收回去吧，我可不为一张硬纸片卖命！”
他的后半句话被全场爆发出来的叱骂声淹没了。
“你扔掉了什么！”
“你这个出卖灵魂的家伙！”
“钻到共青团里来，想的就是升官发财！”
“把他撵出去！”
“看我们不揍你一顿，你这个传播伤寒病的虱子！”
扔团证的那个家伙低着头朝门口挤去。大家像躲避瘟神一样闪向两旁，放他过去。
他一走出去，门就呀的一声关上了。
潘克拉托夫抓起扔下的团证，伸到小油灯的火苗上。
卡片烧着了，卷了起来，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小圆筒。
森林里响了一枪。一个骑马的人迅速逃离破旧的板棚，钻进了黑漆漆的森林。人们◤◤網◤
从学校和板棚里跑出来。有人无意中碰到一块插在门缝里的胶合板上。人们划亮火柴，
用衣服下摆挡住风，借着火光，看到胶合板上写着：
滚出车站！从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谁敢赖着不走，就叫他脑袋开花。我们要把
你们斩尽杀绝，对谁也不留情。限明天晚上以前滚蛋。
下面的署名是：大头目切斯诺克。
切斯诺克是奥尔利克匪帮里的人物。
在丽达的房间里，桌子上放着一本没有合上的日记。

１２月２日

早晨下了第一场雪。天很冷。在楼梯上遇见维亚切斯拉夫·奥利申斯基。我们一起
走着。
“我就喜欢初雪。一派寒冬景象！多么迷人，是不是？”奥利申斯基说。
我想起了在博亚尔卡的人们，就回答他说，我对寒冬和这场雪丝毫没有好感，相反，
只觉得心里烦恼。我向他解释了原因。
“这种想法很主观。如果把您的想法引申下去，那就应该认为，比方说在战时，笑
声和一切乐观的表现都是不许可的。
但是生活里并不是这样。悲剧只发生在前线，在那里，生命常常受到死神的威胁。
然而即便在前线，也还有笑声。至于远离前线的地方，生活当然还是照旧：嬉笑、眼泪、
痛苦、欢乐、追求眼福和享受、感情的风波、爱情……”
从奥利申斯基的话中，很难听出哪句只是说着玩的。他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
一九一七年入党。他的衣着是西欧式的，胡子总是刮得光光的，身上洒点香水。他就住
在我们这幢楼中谢加尔那套房间里。晚上常常来看我。同他聊天倒挺有意思，他在巴黎
住过很长时间，知道西方的许多事情。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因为他
首先把我看作一个女人，其次才看作一个党内同志。诚然，他并不掩饰他的意图和思想
——他在说实话上，倒是有足够的勇气——而且，他的情意也并不粗野。他善于把那番
情意表达得很漂亮。但是我并不喜欢他。
对我来说，朱赫来那种略带粗犷的朴实，比起奥利申斯基的西欧式的风雅来，不知
要亲切多少倍。
我们从博亚尔卡收到了一些简短的报告。每天铺路一百俄丈。他们把枕木直接铺在
冻土上，放在刨出来的座槽里。那里总共只有二百四十个人。第二批人员已经有一半逃
走了。环境确实很艰苦。在那样的冰天雪地里，他们往后怎么工作呢？
……杜巴瓦到普夏—沃季察去已经一个星期了。那里有七个火车头，他们只修好了
五个。其余的没有零件了。
电车公司对杜巴瓦提出了刑事诉讼，控告他带着一帮人，强行扣留从普夏—沃季察
开到城里来的全部电车。他把乘客动员下来，把铺支线用的轶轨装到车上，然后沿着城
里的电车线路把十九辆车统统开到火车站。他们得到了电车工人的全